主管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

主辦單位:馬克思主義研究院

國際 ISSN:1006-5199

國內刊號:11-3591/A

創刊時間:1995年

出刊周期:月刊

期刊開本:大16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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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杰、何云庵:五四時期中國先進分子對馬克思主義的認知抉擇

【內容提要】五四時期,中國的先進分子對馬克思主義的認知抉擇是19世紀下半葉到20世紀初中國語境的邏輯回應和必然結果。它不僅有特定的民族語境,也有國際國內的戰爭語境和俄國十月革命爆發后的革命語境;不僅有社會力量變化的階級語境,也有政治思想變遷的文化語境。深刻理解五四前后中國先進分子認知抉擇這一極具政治意義的思想事件,需要將其置于一個歷史與邏輯相統一的歷史語境中,在歷史發展的基本脈絡中,從整體上認識和把握五四前后中國先進分子的地位與作用,這對于深入思考和自省新時代知識分子的初心與使命也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五四運動 先進分子 馬克思主義


作者簡介:陳杰(1980- ),西南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信陽師范學院當代馬克思主義研究所副研究員(四川成都 611756);何云庵(1953- ),西南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四川成都 611756)。


五四時期,面對形形色色的各類社會思潮和改造方案,持不同立場的中國先進分子在理性認知與現實抉擇中“撥開云霧見天日”,最終選擇了馬克思主義作為自己的人生信仰和改造社會的武器。學術界一般認為這源于內外兩重因素:外因在于第一次世界大戰與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等,內因在于資產階級共和國方案的破產、五四新文化運動、無產階級隊伍壯大等。這種歸納梳理無疑是正確的。但這里也可以換一種分析視角,從宏觀視野和歷史語境來分析,全面、深入地探究五四前后中國先進分子認知抉擇變化這一獨特社會現象。它既能促使我們對于五四前后中國所處民族、戰爭、革命、階級和文化等復雜歷史語境作出更新更深的思考,又能為我們今天彰顯知識分子在社會進步過程中的地位與作用,激勵新時代知識分子的初心與使命,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而不懈奮斗。

一、五四時期中國先進分子認知抉擇的民族語境

1.民族危機與民族復興的不懈追求

民族危機,使中國處于千年之大變局的時代關口。從鴉片戰爭開始,中國開始陷入前所未有的混亂、動蕩,一步步地滑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深淵。政治上,領土與主權淪喪、司法和行政無法統一;經濟上,生產力水平低下、小農經濟占據主流;思想文化上,中西文化交流碰撞,使人們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念、思維方式、道德規范和行為準則發生顛覆性變革;外交上,空有獨立國家的形式,卻無平等之權利和地位。總之,這一時期中國社會性質及矛盾正發生著深刻變化,“亡國滅種的陰影,沉重地籠罩在不止一代的中國人的心頭”〖沙健孫:《中國共產黨通史》第1卷,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3頁。〗。恰如梁啟超所說:“自甲午以前,吾國民不自知國之危也,不知國危則方且岸然自大,偃然高臥,故于時無所謂保全之說。”〖《梁啟超文集》,北京:線裝書局,2009年,第40頁。〗而甲午戰爭后,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已經把中華民族逼到了亡國滅種的邊緣。許多先進分子苦思焦慮,開始為國家和民族前途而憂心,甚至不惜為此付出一切代價。19世紀下半葉至20世紀初,中國社會出現的令人心悸的巨變、沖擊靈魂的恥辱和亡國滅種的危機,大大促進了中華民族的覺醒。這是不可抗拒的歷史規律。離開了這一點,我們就不可能正確理解中國先進分子擔當民族復興的初心和使命。

民族復興,成為中國先進分子的初心與使命。面對時代劇變的震撼和西方文化的強烈沖擊,中國的先進分子夙夜憂慮如何拯救國家于列強欺凌壓迫的險惡境地,實現強國御悔;時刻期望著能有一個強有力的政府來維護國家和民族利益,復興中華民族。中國的先進分子認為:“要救國,只有維新;要維新,只有學西方。”〖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第1(),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第13頁。〗但這些前赴后繼的“救亡”探索都失敗了,即便充滿希冀的“民主共和國”也是曇花一現,隨即陷入軍閥割據、混戰的分裂與失控局面。中國又一次失去走向民族復興的機遇。總之,外國列強是決然不會使中國走上富強之路的。同時,腐朽昏聵的清政府不僅無力急救民族危亡,還秉持“寧贈外人,毋予家奴”的屈降心理,心甘情愿地“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編:《義和團檔案史料》(下),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945頁。〗,儼然成了列強的代理和“洋人的朝廷”。可見,清政府與帝國主義列強、封建主義與資本主義已然匯合成剝削壓迫中國人民的“兩座大山”。殘酷的現實教育人民,必須推翻這“兩座大山”,否則中國就看不到希望。所以,反帝、反封建日漸成為中國近代民族覺醒與民族復興進程中的根本政治訴求,成為中國的先進分子初心與使命的根本主旨,對后來的民族救亡運動產生了很大影響。

2.中國積貧積弱現狀的歷史觀感

中國積貧,人民飽受的困苦世所罕見。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人民飽受的屈辱和困苦在世界上都是少見的,除了受到本國封建主義的壓迫,還受到紛至沓來的西方列強的壓榨。悲慘的中國人民生若螻蟻,命如草芥,旦夕之間就會被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兩座大山”擠軋成粉,毫無尊嚴權利可言。不計歷次侵華戰爭所受的摧殘,單就數額巨大的戰爭賠款,中國就需支付十幾億兩白銀。毫無疑問,這些戰爭賠款都被轉嫁到廣大人民身上,導致民不聊生、民怨沸騰、民變蜂起。有壓迫,就會有反抗。正如19115月長沙稅務司偉克菲給總稅務司安格聯的信中所說:“中國的前途似乎非常暗淡,我看在不久的將來,一場革命是免不了的。”〖中國近代經濟史資料叢刊編輯委員會編:《帝國主義與中國海關》第13編,北京:中華書局,1964年,第88頁。〗辛亥革命極大地教育并鼓舞了中國的先進分子前赴后繼地去探索救亡之道。革命需要廣大下層群眾的廣泛參與,下層群眾的自發斗爭也需要新的社會力量領導和革命理論的指導。所以,中國的先進分子“不禁大聲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廈之將傾”〖《孫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9頁。〗。這不是某個人的心理訴求,而是整個民族“人心激憤”的一般心理。

中國積弱,國家飽受屈辱處處挨打。落后就要挨打。中國的積弱不但自1840年鴉片戰爭后一次次被西方列強所“檢驗”,而且又刺激了幾乎所有的西方列強爭奪和瓜分中國。近代中國人民百余年來一直籠罩在列強侵略的戰爭硝煙中。據專家考證,從1842年至1919年主要列強逼迫中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就多達709個,主要戰爭賠款合計195300萬銀元,相當于清政府1901年收入的16倍;列強通過各種手段侵占中國領土約1739萬平方公里〖參見郝永平:《走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光明日報》2013126日。〗。特別是甲午戰爭、八國聯軍侵華深深地刺痛著每一個具有強烈愛國心的中國先進分子,發出了“四萬萬人齊下淚,天涯何處是神州”〖〗《譚嗣同全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540頁。〖〗的悲憤吶喊。“東亞病夫”話語的出現,不僅是對中國人體質的蔑稱,也是對中國政治衰弱、民生凋敝的評價,更是對中華民族日漸沉淪的嘲諷。為此,“救亡”成為近代中國先進分子心中壓倒一切的時代主題。辛亥革命中先進分子的革命實踐就是對此主題的探索。因此,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主要是針對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我國積貧積弱的狀況而提出的〖參見郝永平:《走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光明日報》2013126日。〗。

二、五四時期中國先進分子認知抉擇的戰爭語境

1.國內軍閥混戰割據的政治現狀

軍閥紛爭下的民國混沌政局。袁世凱之所以能逼迫清政府和民國政府就范,根本原因在于其掌控的北洋軍隊。毛澤東曾鮮明地指出:“辛亥革命后,一切軍閥,都愛兵如命,他們都看重了‘有軍則有權’的原則。”〖《毛澤東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46頁。〗袁世凱正是典型代表。他攫奪辛亥革命勝利果實后,更加篤信“兵多槍多=權大勢大”。“二次革命”被鎮壓后,袁世凱通過改組政府、解散國會、修改臨時約法等措施,不但成功擺脫了民主共和的政治束縛,形式上完成了北洋軍閥對中央和地方政權的控制,而且使這個政權向封建帝制復辟過渡。結果卻是袁世凱在復辟帝制的丑劇和全國民眾的唾罵聲中病亡。后袁世凱時期,北洋軍閥分裂成皖、直、奉三大派系,國內政黨林立、軍閥混戰,北京的北洋政府一時間呈現出“你方唱罷我登場”的混亂局面,“政治上、社會上種種黑暗腐敗比前清更甚,人民困苦日甚一日”〖《孫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99頁。〗,給整個國家帶來無盡的災難。

各階層人民抗爭的局面。北洋軍閥的黑暗統治,激起各階層群眾以不同的方式進行反抗斗爭,在不同程度上打擊了帝國主義和軍閥的反動統治。從1912年至1919年,城市工人罷工150余次,農民抗捐、抗稅的自發斗爭多達200多起,幾乎遍及全國各省,如天津人民反對法國的老西開地區斗爭、轉戰數省的白朗農民起義等。雖然以孫中山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派的歷史功績不容否定,但其在救亡道路上也陷入困境。辛亥革命既沒有強大的革命武裝,也沒有堅強的革命組織,又不懂得去“喚起民眾”,更缺乏先進的革命理論指導,結果落入依靠軍閥打軍閥的窠臼,幻想西方列強的“慷慨”支持,其失敗也就成為必然。畢竟,沒有對廣大人民的組織和發動,僅靠軍事斗爭根本不可能撼動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兩座大山”。這也是當時中國特定的戰爭語境所決定的。中國的先進分子認識到,西方道路走不通了,必須尋找新路。各階層人民群眾的自發斗爭亟待革命的政黨和先進的理論引導,而民族資產階級無疑擔當不了領導中國革命的重任。中國的出路在哪里?

2.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學習西方的疑惑與幻想的破滅

學習西方的疑惑。以強者為師,向西方尋求真理是19世紀40年代到20世紀初的一個相當長時期內中國先進分子的價值共識,更是“救國—維新—學西方”的邏輯使然,康有為、孫中山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中國先進分子學習西方的過程是漸進的,從器物層面的先進科學技術,尤其是軍事技術,到制度層面的憲政體制,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無不熱烈、虔誠地去嘗試、學習,“達到了驚人的程度”,可中國人學到的東西在現實中處處碰壁,“包括辛亥革命那樣全國規模的運動,都失敗了”〖《毛澤東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69-1470頁。〗。究其原因有三:一是帝國主義不容許,二是封建勢力不支持,三是國民思想不解放。一戰暴露出來的資本主義社會尖銳矛盾,使中國的先進分子深切地感受到資本主義道路的“暗淡”,開始對西方資本主義的文明價值和政治制度產生疑惑。他們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使歐洲文明之權威大生疑念。歐人自己亦對于其文明之真價不得不加以反省”〖《李大釗全集》(最新注釋本)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18頁。〗,所以“我們相信世界上的軍國主義和金力主義,已經造成了無窮罪惡,現在是應該拋棄的了”〖任建樹:《陳獨秀著作選編》第2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30頁。〗。疑惑不僅源于人們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反思,更源于“國家的情況一天一天壞,環境迫使人們活不下去。懷疑產生了,增長了,發展了”〖《毛澤東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0頁。〗。這種戰爭語境下的自我反思和自省,為中國先進分子選擇和接受馬克思主義營造了社會氛圍。

學習西方幻想的破滅。中國先進分子對于學習西方資本主義由疑惑到幻滅的轉變,直接源于巴黎和會外交的失敗。作為戰勝國,中國的先進分子對于爭取民族獨立和領土完整強烈地憧憬著。一時間,“公理戰勝強權”成為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自我標榜、各階層群眾美好期盼的共同話語。威爾遜的“十四條”話語就頗有迷惑力,被中國人民高呼“威爾遜總統萬歲”“世界上第一個好人”。北洋政府為掩飾其賣國罪行和炫耀戰功也是竭力鼓吹,借以提高自身威望,比如將已拆毀的克林德碑改建為公理戰勝紀念碑。然而,現實是最好的教員。巴黎和會外交失敗的事實證明,在“強盜世界”里弱國無外交可言,列強無公理可講。幻想徹底破滅了,中國先進分子的覺悟程度和民族民主意識得到極大激發。陳獨秀一針見血地指出:“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爾遜總統十四條宣言,都變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話。”〖任建樹:《陳獨秀著作選編》第2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0-91頁。〗李大釗痛斥道:“我們且看巴黎會議所議決的事,哪一件有一絲一毫人道、正義、平和、光明的影子,哪一件不是拿著弱小民族的自由、權利,作幾大強盜國家的犧牲!”〖《李大釗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212頁。〗受到俄國十月革命影響的中國先進分子開始更加深入地反思學習西方的價值與前途。由巴黎和會外交失敗而引發的五四運動,使中國人民在思想上發生了劇烈變動,充分展現了無產階級與勞動人民的巨大力量。無疑,五四運動的爆發,為學習西方道路而陷入幻滅與絕望之中的中國先進分子指明了新方向,標志著一場新的、偉大的、廣泛的反帝反封建運動的開始。

三、五四時期中國先進分子認知抉擇的革命語境

1.俄國十月革命爆發及其對中國的影響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從深層次看,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給正處在黑暗摸索中的中國人民帶來了新曙光,對中國革命道路產生了巨大影響。這里的“巨大影響”包含兩層意思:一是從國際參照的變化看,帝國主義并非是不可戰勝的,中國革命不再孤立無援。十月革命的勝利,標志著一條新的反對帝國主義的國際統一戰線開始形成。中國革命開始與世界人民的革命連在一起,成為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十月革命的勝利與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的失敗形成的鮮明對比,激發了中國先進分子轉向深入研究和學習俄國革命經驗。二是從國內形勢演變來看,十月革命后馬克思列寧主義開始在中國廣泛傳播,中國先進分子開始用無產階級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思考中國革命的新道路。正是基于中俄相同或相似的國情,十月革命的勝利對于中國人民的影響力、示范力遠超西方,促使中國涌現出“一批贊成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胡繩:《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9年,第11頁。〗,對中國特色革命新道路的探索產生了深遠影響。

十月革命使中國人民認識到工農群眾的偉大力量。十月革命被稱為“勞農革命”“庶民的勝利”,其爆發出改造社會的巨大力量是過去中國的先進分子一直未曾發現的。這也使得他們對于工農群眾有了更深的認識。他們認為,中國革命要想取得勝利,必然要借鑒俄國十月革命的方法,實現知識分子與工農群眾相結合,經濟斗爭和政治斗爭相結合,積極廣泛地組織、發動和依靠工農群眾,組成最廣泛的聯合戰線進行武裝斗爭。自鴉片戰爭至五四前夜,中國的先進分子探索救亡道路的理想總是不能實現,一句話,“中國人沒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國主義”〖《毛澤東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514頁。〗。其根本一點是沒有“喚起民眾”,沒有認清革命的真正對象,即真正的朋友和真正的敵人。十月革命的勝利啟示我們應該仿效蘇俄,發動和依靠群眾進行民眾大聯合,才能取得革命勝利,挽救民族危機。這是“走俄國人的路”的本質所在。特別是沿著五四運動開辟的革命新道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成立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中國化探索開始了,為中國革命確立了新方向,使中國革命面貌煥然一新。

2.蘇俄對華宣言對知識分子的影響

深化了知識分子認識和了解社會主義。國內最早較為詳實報道十月革命的媒體是上海的《民國日報》,但真正讓知識分子深入了解十月革命和社會主義性質的當屬蘇俄政府對華的三次宣言。以反帝廢約、尊重主權、互不侵犯為核心內容的蘇俄對華宣言,給包括知識分子在內的中國人民以極大的震動。這是因為:一是契合了近代以來中國人民反帝廢約、爭取民族解放的救亡心理,二是蘇俄對華友好與巴黎和會遭受屈辱形成鮮明對比。基于此,以先進知識分子為代表的中國人民從西方列強的欺騙和蒙蔽中日漸覺醒,開始熱切地關注和高度贊揚蘇俄政府及社會主義政權,更深入地研究和實踐馬克思列寧主義學說。第一次由學生、工人和其他階層群眾聯合起來反對帝國主義、反對軍閥的群眾性斗爭——五四運動的爆發,就是這種革命語境的反映。它對于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對于中國革命與世界革命的接近,具有相當大的作用。五四運動使先進的知識分子真切感受到中國工人階級的歷史作用和偉大力量,促進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堅定了“走俄國人的路”的決心和信心。

促進了知識分子認知和選擇馬克思主義。相對于在巴黎和會上對公理戰勝強權的美好期盼,對美英等帝國主義抱有的救贖幻想,在俄國十月革命和馬克思列寧主義話語實踐感召下,中國人民的失望、憤怒在五四運動中得到徹底噴發。這里可以看出,五四運動中萌發了新話語——馬克思列寧主義話語,出現了新力量——工人階級。先進的知識分子基于蘇俄政府對中國人民“自由、平等、互助、正義”的話語表達和對工農權利的尊重,開始熱烈贊揚蘇俄對華宣言和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學說。五四運動后期,馬克思列寧主義與工農階級、精神力量與物質力量開始了相互融合、協同發力,先進的知識分子正是實現這種新話語、新力量融合發力的橋梁和紐帶。先進的知識分子在舊民主主義革命與十月革命的對比下,經過反復研究分析與實踐考察,開始更加堅定地走馬克思列寧主義指引的革命道路,如李大釗、陳獨秀、毛澤東等一批先進的知識分子最終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成為傳播馬克思主義學說的主力軍和創立中國共產黨的中堅力量。這是五四運動以來先進知識分子所走的一條共同的大道。至此,“走俄國人的路”在中國人民的頭腦中越來越強烈、明晰了。這種認知抉擇并非迫于壓力或追逐時髦,而是從救國救民的實際出發,是中國革命語境的必然結果。

四、五四時期中國先進分子認知抉擇的階級語境

1.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與無產階級隊伍的壯大

民族資本主義的進一步發展。19世紀末20世紀初,恰逢帝國主義國家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戰而放松了對華侵略,中國的民族資本主義工業客觀上獲得了一個發展的“黃金期”。這期間,民族資本主義工業規模增長了1倍左右,在全國產業資本中的比重由1913年的16%增至22%;民族資本主義發展偏向于輕工業方面,尤以紡織業和面粉業最為突出;上海、天津、武漢、廣州等地區的民族資本主義工業發展比較快。第一次世界大戰后,西方列強卷土重來,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工業無力與外國資本競爭,陷入危機。這說明,縱然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偶有振興發展,但在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雙重壓迫下,終究無法得到充分發展,而且這種發展帶有結構性缺陷:輕重工業發展極不平衡、對外國資本依賴性強、受封建勢力束縛、企業競爭力不強等。這也是造成中國資產階級政治兩面性的根源:他們天生就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有著天然聯系,導致其極易與革命的敵人妥協;但在一定時期他們又與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存在矛盾,具有革命的客觀訴求。概言之,正是民族資本主義的進一步發展,引起了中國社會階級關系的巨大變動,促進了新的革命力量的成長與壯大,雖然這些力量還很弱小,“卻是新生產力的代表,體現著中國社會發展的一種新方向”〖金沖及:《二十世紀中國史綱》(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50頁。〗。

無產階級隊伍的不斷壯大。無產階級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產物,最早在19世紀中葉的外國在華企業中就產生了中國無產階級,隨后在19世紀6070年代的清政府官辦企業、民族資本主義企業中開始出現。到甲午戰爭時,中國近代產業工人約有10萬人,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增加到100萬人以上,五四運動前夕已達200萬人以上。可以說,中國無產階級較之民族資產階級產生的時間更早,具有更強的階級力量和社會基礎。中國的無產階級同世界各國工人階級既有共性的一面,比如沒有生產資料、與先進生產方式相聯系、富有紀律性和組織性、具有先進性和革命性等;又有中國工人階級語境下個性的一面,比如分布比較集中、生活極其困苦、斗爭性特別強、與農民聯系緊密等。五四運動前,中國工人階級為反對帝國主義壓迫和封建主義束縛進行了不懈斗爭,但僅是作為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追隨者參加革命,缺乏革命政黨和先進理論的指導,大多處于舊式的、自發性斗爭階段,不可能取得勝利。五四運動后,中國工人階級反帝反封的民族意識、階級覺悟進一步提高,表現出迥異于資產階級的革命本色,開始以獨立的姿態登上政治舞臺。這就促使中國工人運動實踐與馬克思主義話語傳播日漸融合,催生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

2.近代知識分子群體的產生及對馬克思主義話語的傳播

近代知識分子群體的產生。20世紀初,在教育救國思潮、科舉制廢除與新學制推行、出國留學等社會熱潮推動下,一個不同于舊式傳統士大夫的新型知識分子群體開始形成,即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群體。這個新型群體主要由國內新式學堂的師生、留學生、舊知識分子轉化而來的趨新人士構成。總體上看,清末新型知識分子群體的總人數應當在180萬—310萬人之間,最保守的估計,也在200萬人左右〖張海鵬:《中國近代通史》第5卷,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27頁。〗。這是一個不容小覷的群體,它有力地壯大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陣營。近代知識分子的知識結構和思想構成主要傾向于社會政治變革領域,而不是傳統的舊式儒家經典,或者西方的自然科學知識。這也造就了他們獨特的思想秉性與文化性格:一是民族危機意識強烈。新型知識分子知悉世界大勢與國家憂患,對于列強環伺瓜分中國的危機感觸深刻,夙夜憂傷國家與民族的出路。二是愛國救亡思想摯深。基于內憂外患的殘酷現實,新型知識分子的愛國情懷更加熾熱、真摯,強烈的使命感和責任感使他們自覺而果敢地擔當起救亡重任。三是革命與變革精神的自覺。基于救亡的使命與擔當,新型知識分子自覺成長為中國社會的“革新之健將”,或希望通過暴烈的革命斗爭,或希望通過溫和的社會變革,期許中國能“使異日放一大光彩”〖張枬、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1卷(上冊),北京:三聯書店,1960年,第453頁。〗。無論是革命派、改良派的知識分子,還是清政府內部的趨新勢力,都是中國社會發展變革的進步力量,不斷推動著20世紀初中國社會的變革。

知識分子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話語傳播。十月革命前,在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主要是早期知識分子、傳教士、立憲派、社會黨人、日本共產主義者等,馬克思主義話語傳播多是零散、片段式的,既沒有系統的說明、科學的闡釋,更沒有形成實際的運動,甚至還有誤解和歪曲,其社會影響也不大,所以說“以前在中國并沒有人真正知道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5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第95頁。〗。基于中俄兩國國情接近或相似、蘇俄政府反帝且平等待我、十月革命給予新的革命方法啟示,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開始深入系統地研究十月革命的具體行動方案和革命戰略策略。馬克思列寧主義話語很快被注入五四運動之中,并迅速在政治思想領域擴大陣地,引起了社會各階層的關注和統治者的恐慌,日漸成為中國民主運動的主流話語。覺醒的知識分子開始通過著書立說、創辦刊物、成立社團等形式,介紹、傳播和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話語,大力呼吁民眾聯合起來改造“強盜的世界”,使社會主義很快成為一股具有相當大社會影響的思想潮流。經過反復比較和實踐,新文化運動代表人物李大釗、陳獨秀,五四運動的左翼骨干毛澤東、蔡和森,以及董必武、林伯渠、吳玉章等一批先進知識分子,在積極研究和主動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革命話語過程中,逐漸成長為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

五、五四時期中國先進分子認知抉擇的文化語境

1.中國傳統文化的困局與突圍

中國傳統文化的尷尬困局。19世紀末20世紀初,作為觀念形態的中國傳統文化在政治變革中也發生著相應的變化,并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政治變革的深度和廣度。鴉片戰爭之后,西學東漸的大潮使中國傳統文化意識形態的權威地位日漸式微,有人認為,盡管經過一系列“中體西用”的文化變革,但“結論很明確,新舊中西不能調和,中學又不敵西學,中國只有向西一條路”〖羅志田:《裂變中的傳承:20世紀前期的中國文化與學術》,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18頁。〗。特別是致力于實踐民主共和的辛亥革命,從根本上摧毀了封建傳統文化的制度基礎,使儒家文化作為權威的政治意識形態日漸被擠出歷史舞臺。這也是20世紀初有人在民族危亡之時遷怒“中學”,質問“且中國有何種學問適用于目前,而能救我四萬萬同胞急切之大禍也?”〖張枬、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1卷(上冊),北京:三聯書店,1960年,第381頁。〗的原因。概言之,中國傳統文化經世功能已經沉淪,陷入“內不足以樹權威,外不足于抗西學”的文化困境,面臨著生存危機。

中國傳統文化的突圍實踐。辛亥革命以后,中國亟待一場對舊思想舊文化舊禮教的徹底批判,以激發國民覺悟。從民初文化語境看,傳統文化呈現三種突圍路徑:一是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軍閥,假共和之名而走傳統文化“老路”,妄圖復辟帝制;二是以張騫、梁啟超為代表的立憲派,幻想走憲政的和平之路,改良傳統文化;三是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派,主張走暴烈的革命之路,建設資產階級文化。實踐證明,三種文化突圍路徑都失敗了。歸根結底,這是因為中國傳統文化太過根深蒂固。在辛亥革命至五四運動的近10年間,中國傳統文化語境中新的文化因子開始孕育,使傳統文化經歷了轉入新軌的文化革命——新文化啟蒙運動,民主科學的新話語直指封建舊文化舊道德。但是,新文化運動試圖以資產階級文化改造中國傳統文化,其結果必然不能為人們提供一種有效認識和改造中國的思想武器,也不能使國家、民族和人民真正獲得自由與解放。經過五四風暴的洗禮,以李大釗、陳獨秀等為代表的一批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和同情無產階級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開始轉向馬克思主義,并開啟了以馬克思主義理論引領中國傳統文化突圍的新方向。

2.中國先進分子文化價值觀的初步確立

中國先進分子選擇馬克思主義的文化心理。文化心理轉變不僅是思想觀念的變化,更是行為模式的改變。中國先進分子內心兼具“憂患情結”的文化傳統和“以天下為己任”的文化心理,是傳統文化價值觀的優勢所在,其內核是儒家“修齊”“治平”的核心價值觀。從文化語境看,五四運動前后先進分子在“打倒孔家店”的吶喊和“勞工神圣”的五四運動中走向并選擇馬克思主義,與這種傳統的文化心理是不可分的。同時,不可忽視十月革命對于中國先進分子認知抉擇的激勵和鼓舞。蔡和森在法國經過一段時間的猛看猛譯和綜合審視,認定社會主義是世界革命取勝的唯一道路。毛澤東經過近一年的研究選定馬克思主義,認為中國“用階級專政的方法,是可以預計效果的,故最宜采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1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512頁。〗。所以,先進的知識分子最終選擇了馬克思主義,一方面是啟蒙救亡任務的迫切所需,另一方面是中國傳統的實用理性價值所影響,關鍵“只是因為他能夠圓滿解決我們底問題,能于我們有益處;絕不是趨時髦,也不是為徹底”〖蔡尚思:《中國現代思想史資料簡編》第1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95頁。〗。這是其文化價值變遷的基本特征和共同的心路歷程。

知識分子與工農相結合是先進分子文化價值觀的內核。五四運動前后,絕大多數知識分子走這樣兩條路:一是接受馬克思主義走“革命—救亡”的道路,即知識分子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二是從事各類教育、科學、文化等“啟蒙—救亡”工作,如工業救國、科學救國、教育救國。馬克思主義成為主流話語是經過與非馬克思主義的激烈論戰而形成的。圍繞中國社會是“根本改造”還是“點滴改良”而掀起的“問題”與“主義”論戰,實質上是中國需不需要馬克思主義、需不需要革命的爭論;與吉爾特社會主義展開的論戰,本質上是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還是走社會主義道路,是實行社會革命還是實行社會改良的爭論;在批判無政府主義的論戰中確立了改造中國社會的依靠力量,使許多受無政府主義思想影響的青年先進分子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革命的理論只有掌握群眾,才能轉化為物質力量。這種轉化需要馬克思主義從勞動群眾中尋找物質力量,即知識分子與工農相結合。這恰如李大釗所說:“要想把現代的新文明,從根底輸到社會里面,非把知識階級與勞工階級打成一氣不可。”〖《李大釗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146頁。〗這既是馬克思主義先進分子的價值取向,又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群眾性、實踐性和批判性的基本原則。盡管這種認識和探索在當時還處在初級階段,但它無疑為中國先進知識分子確立了核心的文化價值觀,進而把“是否愿意并且實行和工農民眾相結合”〖《毛澤東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59頁。〗作為真正革命的知識分子與不革命或反革命的知識分子之間的最后分界。這是中國先進分子選擇馬克思主義的文化心理和價值旨歸。

總之,五四運動前后中國的先進分子走上了科學社會主義所指引的新道路,是19世紀下半葉到20世紀初中國語境的邏輯回應和必然結果。這絕不是哪一個人是否選擇的問題,而是那個特定時代的民族、戰爭、革命、階級、文化等錯綜復雜語境的必然要求,不得不在實踐中進行認知抉擇。這些關懷國事民瘼的先進分子是覺悟了的中國人民的代表,經過自覺的實踐與思考最終選擇了馬克思主義作為自己的人生信仰和改造社會的銳利武器,開始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進程,引領身陷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深淵中的中國人民走向自由和解放,為那些苦苦追求人民解放、民族獨立的國家和地區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把握了這一點,對于從整體上認識和了解五四時期中國先進分子的地位與作用,深入思考和自省新時代知識分子的初心和使命,都具有重要意義。

六、五四運動的當代價值

在人類思想史上,沒有哪一種思想體系或話語體系像馬克思主義那樣對人類產生如此重大而深刻的影響。五四時期,中國先進分子基于中國語境對馬克思主義的認知抉擇,成就了五四運動的最大價值,即五四之后“一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一個勇擔民族復興歷史大任、一個必將帶領中國人民創造人間奇跡的馬克思主義政黨——中國共產黨應運而生”〖習近平:《在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855日。〗,開啟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命運相連的新征程。實踐證明,馬克思主義為拯救中國和發展中國指明了前進方向,提供了全新選擇。一句話,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強大思想武器。

新時代,我們更應該高揚馬克思主義旗幟,沿著五四時期中國先進分子所不懈奮斗的方向,真正將馬克思主義這個看家本領學精悟透用好,不斷開辟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的新境界。

一是馬克思主義旗幟永遠不能丟,必須不斷創新發展。馬克思主義是中國共產黨人的理論武器和精神旗幟,什么時候都不能丟。但馬克思主義也不是教條,必須隨實踐需要而創新發展。當代中國的偉大變革不是套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設想的“模板”,只有在中國具體實踐中堅持、創新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才能永葆馬克思主義青春活力。

二是發掘馬克思主義在當代中國的鮮活價值,夯實其與中國的情感基點。馬克思主義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思想,是中國共產黨矢志探索解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理論基礎。我們要在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布局與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中,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發掘馬克思主義在當代中國的鮮活價值。

三是以中國馬克思主義推進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的偉大歷史變革使中國人更有資格和能力揭示歷史經驗和發展規律,更能為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做出中國的原創性貢獻。我們要從世界歷史的寬闊眼界審視、解讀和引領時代發展,在豐富生動的中國實踐中,使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中綻放出更加璀璨的真理光芒。

 

參考文獻

[1] 鄧麗蘭:《中國政治思想史·現代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年。

[2] 何云庵等:《蘇俄、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19191923)》,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

[3] 陳春琳:《20世紀初中國選擇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必然》,《馬克思主義研究》2018年第2期。

(編輯:張 橋)

《馬克思主義研究》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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