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管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

主辦單位:馬克思主義研究院

國際 ISSN:1006-5199

國內刊號:11-3591/A

創刊時間:1995年

出刊周期:月刊

期刊開本:大16開

當前位置:首頁 > 理論專欄

熊秋良:五四知識分子對“勞工神圣”的認知與實踐

【內容提要】“勞工神圣”思潮的風行,引起了五四知識分子對勞工問題和社會問題的聚焦。他們在理論與現實的強烈反差中探求解決之道,號召“與勞工為伍”,開展深入的社會調查,開始做教育工人、引導工人、組織工人的實際工作。在這一過程中,他們將從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中接受的觀點、學說和核心概念轉化為自己的思考,嘗試對勞動者兩種悖反的狀態進行解讀和中國化話語的詮釋,并以勞工問題的解決為突破,緊緊把握近代中國的基本國情,從而在工人階級與馬克思主義之間搭建起橋梁,既為中國現代社會革命造就了先進階級及其先鋒隊——中國共產黨,也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實踐有了現實的本源和階級載體。

【關鍵詞】勞工神圣 五四運動 中國共產黨 共產主義

作者簡介:熊秋良(1970- ),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江蘇南京 210023)。


19181116日,為慶祝協約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下簡稱:一戰)中獲勝,蔡元培在北京天安門前舉行的演講大會上喊出了“勞工神圣”的口號,并迅速得到知識界和報界的積極響應。五四運動后,中國先進知識分子通過各種形式禮贊勞工世界的到來,或關注勞工風潮的涌動,或嘗試勞工問題的解決。考察他們對“勞工神圣”的接受、認知及實踐過程,不僅可以清晰地呈現“勞工”群體進入中國社會公共話語空間的圖景,而且折射出一個時代思想和社會心理的深層次變動。正如有學者所說:“在‘勞工神圣’這一龐雜含混的口號中,我們可以更為具體切實地探視到中國現代革命的來臨及其最初的思想發端,它潛隱地標識了中國近現代歷史發展的基因變異和思想文化的密碼轉換。”〖徐中振:《“勞工神圣”——一個不容忽視的五四新啟蒙口號——兼論中國現代革命和歷史的時代精神》,《江漢論壇》1991年第7期。〗

一、“勞工神圣”口號提出的多重向度

“勞工神圣”口號經蔡元培提出后,得到了全國各界的積極響應,沈定一評說道,蔡元培的一篇演說“居然把‘勞工神圣’底標語,深印在覺悟者底腦筋中”〖玄廬:《“勞工神圣”底意義》,《民國日報·覺悟》19201026日。〗。“勞工”開始成為社會公共話題,時為北京大學學生的許德珩說道:“天安門前‘勞工神圣’的公開講演,是破天荒的得著社會上多少人的景仰和興奮。”〖許德珩:《吊吾師蔡孑民先生》,蔡建國編:《蔡元培先生紀念集》,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第61頁。〗此后,“勞工神圣”逐漸取代“德先生”與“賽先生”成為最響亮的口號,這讓人似乎感覺在“吾人最后之覺悟”意猶未盡時,突然被另一個新號角打斷,然而審慎地考察就會發現,歷史的潛流已在悄然涌動,只是在等待時機而已。

1.歐戰的結局及華工的影響

一戰期間,14萬中國勞工“以工代兵”奔赴歐戰,當時國內外報刊都對華工為歐戰服務的情況進行了報道,如1918年的《誠報》以“西歐戰地之華工隊”為題刊載了多幅華工在戰時的圖片:一些華工與英兵一起鋸木以供造路之用,一位強壯的華工舉起大沙包,甚至有一位華工展示了他所制作的海船模型〖參見《西歐戰地之華工隊》,《誠報》1918年第42期。〗。這些畫面改變了以往中國人“東亞病夫”的形象,凸顯了華工在歐戰中努力、積極的身影。國外報刊稱贊道:“凡工人之操作勤懇而秉性忠實者莫華工……其辦事之效能可無疑問。”〖《美報論戰地華工之效能》,《歐戰實報》1918年第168期。〗《遠東評論》(TheFarEasternReview)的一篇文章甚至說:“毫無疑問,華工赴歐援戰將對世界歷史產生深遠的影響,也許將成為這次歐洲大戰史上最重要的一方面。”〖The Far Eastern Review15no. 4, pp.126-127,徐國琦:《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法國華工與中國國際化及國家認同》,轉引自張建國主編:《中國勞工與第一次世界大戰》,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84頁。〗

華工在歐戰中的表現也得到了北洋政府的認可,北京警廳僑工事務局同意北京工界首開僑工歡迎會,以表達對華工參與一戰以及在戰爭中所取得成績的敬意〖參見《京工界以華工服務歐戰與有勞績擬倡首開僑工歡祝會》,《時報》19181115日。〗。華工的一戰經歷也影響了社會精英對華工,甚至勞工的態度。19181116日,蔡元培在喊出“勞工神圣”的同時,在演說中還說道:“我們四萬萬同胞,直接加入的,除了在法國的十五萬華工,還有什么人!這不算怪事,此后的世界,全是勞工的世界呵!”〖《蔡校長十六日之演說:勞工神圣》,《北京大學日刊》1918年第260期。〗魯迅后來也寫道:“歐戰時候的參戰……儒者們引以為勞績的,倒是那大抵目不識丁的華工。”〖《魯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136頁。〗康有為甚至致信巴黎和會中國代表團團長陸征祥,強調:“吾國參戰之功,惟工人最大,則我國所爭議約之事,應以保護華工為最大事焉。”〖《康南海最近之言論:致陸子欣書》,《晨報》191919日。〗正是鑒于華工在歐戰中所付出的努力以及積極作為,社會各界開始重視勞工以及勞工問題。

2.一戰期間歐洲各地罷工運動風起云涌

一戰使歐洲各國國內局勢大為惡化,人們不堪戰爭之重負,開始奮起反抗。如德國,1917年參加罷工的人數已達146,1918年的罷工浪潮更是一個接著一個,參與罷工的人數增至250多萬。同時,各地紛紛效法俄國十月革命,成立士兵蘇維埃。即使在一戰中取得勝利的國家,一些民眾也認為,“利益悉歸于資本家階級,而勞動階級,乃一無所得”。基于這樣的認識,各國的社會黨人極力反對戰爭,組織工人罷工,以至這些“國家勞動者與社會主義者,大起非戰運動,到處與帝國主義之提攜運動相沖突”〖高勞:《歐美社會黨之消息》,《東方雜志》1915年第12卷第2號。〗。傅斯年在《新潮》上發文寫道:“中歐各國起了社會革命了!俄國式的革命到了德意志了。從此法國式的革命——政治革命——大半成了過往的事;俄國式的革命——社會革命——要到處散布了。”〖傅斯年:《社會革命——俄國式的革命》,《新潮》1919年第1卷第1號。〗

一戰期間歐洲工人運動的蓬勃發展,中國報界予以高度關注。19171918年間,《華工雜志》《大戰事報》《興華》《銀行周報》《歐戰實報》等報刊大量報道了德奧罷工風潮、法國鐵路、紡織工人罷工運動、日本罷工風潮、俄國工人罷工運動以及倫敦紡織工人罷工運動等等。時人已敏銳地觀察到世界勞工風潮的到來:“歐戰以還,世界資本制度之國家,無一不受社會革命之風潮所激蕩。”〖〗茹玄:《資本與勞工》,《上海總商會月報》1922年第2卷第5號。〖〗世界工潮的風起云涌,通過國內報刊的傳播,知識界自然受到影響。

3.中國勞工階級的壯大與罷工

一戰期間,既是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發展的黃金時期,也是工人階級隊伍迅速壯大的時期。據統計,1919年五四運動前夕,中國產業工人有200多萬,大多數集中于東南地區和沿海城市的大企業里。此外,還有城市手工業工人和店員約1200萬人。隨著工人階級的成長,他們不僅為了改善勞動條件和增加工資待遇不斷進行反抗,而且為了反對西方列強對中國主權的侵犯進行斗爭。1914年至19195月間,工人舉行的全國性罷工有108次,其中19191-5月就有19次。如上海日華紡織公司工人為撤換日籍工頭、增加工資、反對日籍經理調整規章,分別在1918813141516日、918202122日、10242731日舉行大罷工〖參見唐海編著:《中國勞動問題》,上海:光華書局,1926年,第384-391頁。〗。面對日益高漲的罷工運動,陳望道稱頌道:“我們所謂爭斗是階級的爭斗……我們決不反對這意義的爭斗。不但不反對,而且贊成,而且主張,而且頑強地、熱烈地主張。”〖《陳望道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1頁。〗隨著工人運動的發展,工人組織也開始出現,逐步顯示強大的影響力,為五四運動時期無產階級作為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影響中國未來政治的發展做了準備。

4.無政府主義者提倡“勞動主義”的影響

“勞工神圣”口號的流行與中國無政府主義者對“勞動主義”的宣傳密切相關。中國無政府主義者提倡“勞動神圣”,他們在中國現代思想史上第一個弘揚“勞動”,第一個組織勞動工會,第一個出版以“勞動”命名的期刊,甚至第一個舉辦勞動大學。

無政府主義者在中國首次明確張揚“勞動為人生之天職”的思想,重視勞動的生產意義,認為“人之所以貴乎勞動者,將以博得生產物也”。19183月,吳稚暉、梁冰鉉、劉石心等人在上海創辦《勞動》月刊,這是中國第一個以“勞動”命名的雜志。吳稚暉將《勞動》月刊的宗旨確定為:尊重勞動;提倡勞動主義;維持正當之勞動,排除不正當之勞動……促進我國勞動者與世界勞動者一致解決社會問題〖參見勞動:《勞動者言》,《勞動》第1卷第1號,1918320日。〗。他們認為,中國最大的社會問題便是勞動問題,而勞動問題不僅由于雇傭制度的存在,而且還因寄生階級對勞動者的剝削而引起,其實質是“階級戰爭”,因此,勞動是神圣的,勞工也是神圣的。受無政府主義影響的黃璧魂甚至將開辦的印刷廠取名為“勞工神圣社”,因而在上海名噪一時。

雖然無政府主義者對“勞動”“勞工”的解讀與馬克思主義從社會經濟學、階級關系的角度進行考察具有顯著差距,但在當時整個社會輕視勞動和勞工的氛圍下,無政府主義者憑借他們的影響,對“勞動”“勞工”的肯定無疑對一戰后“勞工神圣”思潮的興起起到了積極作用。

總之,“勞工神圣”口號反映了國際、國內社會的變動,程度不同地體現并匯集了當時各色各樣的社會思潮和觀念,它以極其淺顯通俗的形式提供了一個人人都能理解和接受的啟蒙口號。當時有一則評論恰如其分地指出:“這難道是認蔡元培作偶像,才把‘勞工神圣’深入人心?——想來蔡元培一個人,哪里能夠憑空造出‘勞工神圣’這句話,他不過將眾人腦筋里深深地藏著的‘勞工神圣’,一聲叫破了出來,于是眾人都被他喊著,就回答一聲‘勞工神圣’。”〖玄廬:《“勞工神圣”底意義》,《民國日報·覺悟》19201026日。〗

二、啟蒙中的悖反:對“勞工神圣”的問與答

“勞工神圣”思潮的逐漸風行,使五四知識分子對觀念建構和中國社會問題思考的視閾明顯發生了轉換。1920617日發行的《民國日報》副刊《覺悟》評論道:“勞工神圣!勞工神圣!與勞工為伍!與勞工為伍!這種聲浪在雜志界和報章也鬧得夠高了,一般講新文化的青年,都免不掉要講幾聲!”〖義璋:《討論怎樣過我們的暑假生活》,《民國日報·覺悟》1920617日。〗可見這個口號強烈吸引著五四知識分子。然而,一位學生卻用詩歌寫道:“‘勞工神圣’,這話真的嗎?呸!勞工——神圣……怎樣勞工就是神圣呢?簡直是實業家,資本家的牛馬呵!”〖張劭英:《勞工神圣》,《學生文藝叢刊匯編》19201卷第3期。〗面對這樣的斥問,五四知識分子必須做出回應。

1.勞工何以神圣?

在五四運動推動下,一些對社會主義和馬克思學說有初步了解的五四知識分子,嘗試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勞動觀從物質財富的生產者和創造者的角度解釋勞工對社會發展的推動作用,肯定勞動是推動歷史發展的主體和動力,從而向社會宣傳勞工為什么是神圣的。

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李大釗在《新青年》上發表了《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他說:“從前的經濟學,是以資本為本位,以資本家為本位。以后的經濟學,要以勞動為本位,以勞動者為本位了。”〖李大釗:《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上),《新青年》第6卷第5號,19195月。〗陳獨秀切身感受到工人階級的強大力量,認識到勞動是人類生存與發展的前提,他在《勞動者底覺悟》中明確指出:“若是沒做工的人,我們便沒有衣食住和交通,我們便不能生存……我所以說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貴重。”“可見社會上各項人,只有做工的是臺柱子,因為有他們的力量才把社會撐住。”〖陳獨秀:《勞動者底覺悟》,《新青年》第7卷第6號(勞動節紀念號),192051日。〗同樣受到五四工人運動影響的毛澤東直截了當地喊出:“勞工是社會的臺柱子。”〖澤人:《怎樣做去才有真正的勞工團體出現》,《大公報》(長沙)1920125日。〗甚至胡適也說道:“世界人類的文明和幸福,惟工人所創造。”〖稻豐:《工人神圣》,《興華》1921年第18卷第17期。〗五四知識分子對勞工群體的認同,也反映了中共建黨前后進步知識分子對馬克思主義勞動觀的認知和接受程度。他們指出,社會上的生產制度無一不依靠廣大勞工,“假使沒有他們,社會上的生產制度,一定會破產的。那人類生活就會絕望哪”〖戩初:《勞工為革命的原動力》,《半月》1921年第21號。〗。因此,應該“來提倡那神圣的‘勞動主義’”〖中華全國總工會中國工人運動史研究室編:《中國工運史料》(上),北京:工人出版社,1984年,第278頁。〗。為了讓廣大勞工也懂得他們何以神圣這個道理,五四知識分子創辦了《勞動者》《勞動音》《勞動界》《勞動與婦女》《勞動周刊》《工人周刊》《上海伙友》等一系列刊物,謳歌勞動偉大、勞工神圣。如《勞動界》的發刊詞說道:“我們印這個報,就是要教我們中國工人曉得他們應該曉得他們的事情。”〖漢俊:《為什么要印這個報?》,《勞動界》第1期,1920815日。〗

2.中國的勞工神圣嗎?

雖然五四知識分子嘗試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勞動觀從社會財富創造者和人類歷史推動者的角度禮贊勞工神圣,但社會現實是廣大勞工過著悲苦的生活。

在日本人開辦的紗廠里,女工不僅工作時間達12小時,而且工作環境極差,容易患肺結核。參觀者寫道:“我們就可知道機械的糧食,不是煤炭,是工人!資本家所掠奪的工資剩余,不是金錢,是工人的血肉。”〖大同:《參觀兩紗廠后的勞動節感想》,《民國日報·覺悟》(勞動紀念號)192151日。〗有人在調查滬西工人的勞動狀況時指出:“工人稍有懈怠,隨意腳踏口罵;大便時間過長,這要罰工錢。”“孤身的工友……他們勞苦過度,多一病就死。”〖黃舜融:《滬西勞動狀況》,《民國日報·覺悟》192251日。〗《每周評論》刊載的調查文章形容唐山煤廠工人“尚不如騾馬的生命”〖明明:《唐山煤廠的工人生活》,《每周評論》191939日。〗。王秀水編輯的《上海工人運動史》對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工人運動進行了考察,他指出:“被國際帝國主義作為公共殖民地的中國,工人生活,簡直比牛馬不如。”〖王秀水編:《上海工人運動史》,民國圖書,出版時間和出版地不詳,第3437頁。〗魯農在《勞動界》刊文指出,在資本家眼里,“做工的生命,還不如那資本家底一只瘋狗!”〖魯農:《人命不及狗命》,《勞動界》第10期,19201017日。〗可見,中國的勞工是神圣不起來的。

3.勞工進入文學

勞工是神圣的,這樣的公共話題也迅速以文學的形式得到表達。最初一些文學作品大多謳歌勞工的偉力和創造,體裁以詩歌為主。如一位作者在《星期評論》發表的《勞動歌》中寫道:“你種田,我織布,他燒磚瓦蓋房子……作工八點鐘!休息八點鐘!教育八點鐘!大家要求生活才勞動……槐樹綠,石榴紅,薄薄衣衫軟軟風……休息八點鐘!教育八點鐘!作工八點鐘!大家要求休息才勞動。”〖《勞動歌》,《星期評論》第47期,1920425日。〗1921年五一勞動節時,淵白為這首詩歌譜了曲,發表在《民國日報》副刊《覺悟》“五一紀念號”上。顯然,這首詩歌受到當時世界工人運動和中國工人運動的影響,根據工人運動中提出的“三八制”,即“做工八小時、教育八小時、休息八小時”,唱出了工人的訴求。

為紀念五一勞動節,192151日,《民國日報》副刊《覺悟》出版了“五一紀念號”,劉大白發表了兩首有關勞動和勞動者的詩歌,一首為《勞動節歌》:“(一)世界,世界,誰能創造世界?不是耶和華,只是勞動者。世界,世界,勞動者底世界……”〖大白:《勞動節歌》,《民國日報·覺悟》(勞動紀念號)192151日。〗。另一首為《五一運動歌》:“(一)五一運動,五一運動,勞動者第一步成功,雖則成功,也難免幾回飛濺血花紅。斷頭如上,槍彈叢中,有多少犧牲者曾經斷送!五一運動,悲壯啊!成功底歷史多么慘痛!五一運動,光榮啊!成功底代價多么珍貴……”〖大白:《五一運動歌》,《民國日報·覺悟》(勞動紀念號)192151日。〗。這兩首詩歌都稱贊勞動者創造了世界,同時謳歌了五一勞動節在歐美的成功,期望中國的工人懂得成功是要付出代價的,要緊跟世界勞動潮流而奮勇前進。

如果說以上的詩歌只是對勞工運動抽象的一種表達,尚未觸及中國勞工的具體生活的話,那么《起勁》《浙江路口的一個人力車夫》《一個黑夜的車夫》等詩歌不僅描述了勞工的悲苦生活,而且鼓勵工人起來斗爭,做自覺的階級:“‘從此更起勁!起勁做工。’切斷工人頸子上的鎖鏈,打破資本家所建筑的牢籠。”〖玄廬:《起勁》,《星期評論》第45期,1920411日。〗“苦力的朋友呀,我狠誠懇地祝你一句:‘啦過了黑暗危險之地,前途還有極大光明之路。’”〖劉順初:《一個黑夜的車夫》,《學生文藝叢刊匯編》1920年第1卷第3期。〗

除了詩歌外,勞工話題還出現在一些寫實敘事的戲劇、小說中,如竹生的《拉車夫》通過對話呈現人力車夫生活的艱辛與無奈。車夫說道:“這生活簡直是牛馬不如。”他吶喊道:“難道我們不是一個人嗎?甚么人都不拿我們當人類看待。”〖竹生:《拉車夫》,《小說月報》1920年第11卷第6期。〗在《五一紀念》的獨幕短劇中,通過煙草公司的工人阿方與妻子的對話,反映出資本家對工人的壓迫,并借五一節紀念,喚醒工人起來斗爭,正如劇中人物阿方所說:“我們做人的道理如此:這一天我們苦工人得勝的紀念日,全世界都要紀念,難道我一個人還為一天工錢么?”〖天底:《五一紀念》,《民國日報·覺悟》(勞動紀念號)192151日。〗

隨著“勞工神圣”思潮的興起,以及五四運動后工人階級力量的壯大,五四先進知識分子在《新青年》《晨報》《新潮》《覺悟》《星期評論》等報刊上發表的這類文學作品猛增。這些作品的主人公有洋車夫、鐵匠、校役、農夫、學徒、店員、紡織女工、煙草公司工人等等,他們基本上都是首次進入文學作品,這顯然與當時“勞工神圣”思潮的影響分不開。勞工群體的鏡像通過文學作品的形式進一步擴散,與之相關的勞工問題逐漸成為公共話題,影響著五四知識分子的思想和行動。

三、坐而言不如起而行:“與勞工為伍”

面對理論與現實的強烈反差,五四知識分子關注的重心開始由文化向政治、社會變焦,并在新的意義上強調坐而言不如起而行。他們反思道:“我想我這拿筆在白紙上寫黑字的人,夠不上叫勞工。我不敢說違心話,我還是穿著長衫在,我的手不是很硬的,我的手掌上并沒有長起很厚的皮,所以我不是勞工。”〖光佛:《誰是勞工?誰是智識階級?》,《民國日報·覺悟》1919118日。〗施存統說:“我很慚愧,我現在還不是一個工人。”〖張允侯等編:《五四時期的社團》(二),北京:三聯書店,1979年,第422頁。〗俞秀松在《〈浙江新潮〉發刊詞》中號召:“凡智識階級里面覺悟的人,應該打破‘智識階級’的觀念,投身勞動界中,和勞動者聯合一致。”〖《俞秀松紀念文集》,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9年,第194頁。〗以上言論反映了五四青年知識分子共同的心聲,他們跳出知識分子的圈子走向民間,開展實踐活動,極力使自己走近勞工或變成一個真正的勞工。正如李立三所說:“在五四運動以前幾乎沒有認識群眾力量,到了五四運動以后一般進步青年,便受了這個浪潮的沖擊,認識國民革命前途,必須喚起廣大的群眾來參加,尤其是工人群眾。所以到工人中去,成為當時一部分革命青年的口號。”〖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中國工人運動史教研室編:《中國工人運動史參考資料》第1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59年,第23-24頁。〗

1.開展社會調查

五四知識分子要走近勞工,首先必須了解他們的勞動狀況。《覺悟》1920年第7卷第4期發表了光濤的《社會調查》,作者說,暑假已在眼前,有一件事很要緊,就是社會調查,而且這個社會調查專指調查勞動界。作者認為,這樣做的益處,“關于中國將來的、社會主義實現底預備。關于中國現在的、揭破工廠和資本家底黑幕,促他們底改良”〖光濤:《我們怎樣度暑假·(六)社會調查》,《民國日報·覺悟》192074日。〗。可以說,早期五四知識分子踐行“與勞工為伍”口號的重要路徑就是走進工廠,進行社會調查。他們的實踐不僅提供了關于勞工狀況的具體資料,而且揭示了中國社會的深層問題。因此,他們的社會實踐調查報告得到了報界的積極支持,予以大量刊載。

以《新青年》1920年第7卷第6號為例,這一期為“五一”勞動節紀念專號,刊發了大量關于工人的調查報告,茲列表如下:

這些調查報告大都列出了調查的具體事項,如工人的年齡、家室、工作時長、工資、工作環境、居住條件、生活消費、包工,甚至出生死亡率,通過大量表格的對比,詳實的數據解讀,給讀者呈現了工人苦難的生存場景。如調查報告指出,長沙的勞工界“在這資本制度以下,勞動者為資本勢力所屈服,完全處于被壓迫的地位”,他們的勞動“是被壓迫而且黑暗的狀況”〖〗野:《長沙勞動狀況》,《新青年》第7卷第6號(勞動節紀念號),192051日。〖〗。據不完全統計,《新青年》在19191921年間設置的“社會調查”“人口問題”“工讀互助團問題”“勞動問題”等專欄和專號上,大約發表了140多篇政論、報道和通信,對當時中國突出的勞工和勞動問題進行了大規模調查、研討,反映勞工的生活實況,探討如何動員他們改造自身并參加到社會改造甚至社會革命中來。

除《新青年》外,由少年中國學會創辦的《少年世界》月刊同樣注重社會的實際調查,專辟“勞動世界”和“工廠調查”欄目,“專載國內外工廠內容的調查”〖《封一廣告》,《少年世界》1920年第1卷第6期。〗。國內工廠調查以武漢為主,包括武漢造幣廠、粵漢鐵路機器廠、財政部造紙廠、京漢鐵路機器廠、漢陽鐵廠等。此外,《民國日報》副刊《覺悟》和《每周評論》《星期評論》《實業雜志》《東方雜志》《北京實業周刊》《上海伙友》《勞動界》等也都開設“勞動問題”“社會調查”專欄,報道“天津勞動者底狀況”“大連底勞動界”“徐州底勞動界”“廣州勞工狀況調查錄”“廣東實業之狀況”“松江實業狀況”等等。

五四知識分子開展的社會調查,一方面使他們對中國的勞工問題有了切實的體悟,另一方面使一些工人受到啟發,他們結合自己的勞動狀況,寫下了《一個揀絲頭的工人自述》《一個排字工人的苦話》《我做學徒時底苦況》《我做學徒時候底景況》《我們流出的血汗到哪去了》等短文。一些覺悟較高的工人希望知識界不只是高唱“勞工解放”“勞工神圣”,而應通過知識的引導和灌輸,幫助他們“共除那種不平等的事”,使他們“脫離這苦海”,“都成功有人格的工人”〖李次山:《上海勞動狀況》,《新青年》第7卷第6號(勞動節紀念號),192051日。〗。

2.創辦夜校

一些五四知識分子也深感要使勞動者有徹底的覺悟,必須進行勞工教育。陳開懋說:“勞動界還在混沌中,還在大夢里。什么‘五一紀念’呀,什么‘資本主義’呀,什么‘勞動神圣’呀,都是一無所知的……過著奴隸的生活……不曉得覺悟,起來奮斗,而與世界潮流適應。”如何能達到解放之目的、改造之目的呢?他認為,“必須從‘從灌輸新思想到工人的腦袋里去’入手,要‘灌輸新思想到工人腦袋里去’,非‘去與勞工為伍’不可,所以這個‘去與勞工為伍’問題乃是最緊要的問題。”因此,他認為設立勞工夜校的辦法較為完美,并付諸行動,與志同道合的朋友在滬江大學校門外辦起了學校,每周一、三、五為授課時間,除教課本知識外,還教寫字、算法,“并與他們講到‘人格’‘平等’‘自由’‘自決’,和資本主義之萬惡,勞動家之神圣”〖陳開懋:《“去與勞工為伍”和工人夜校》,《滬江大學月刊》1920年第9卷第6期。〗。

同樣,包惠僧在對武漢勞動界進行調查后說,要使工人產生階級的覺悟,惟有勞工教育四字。那怎么做呢?他提出:第一,勞動界有覺悟的人,自己發起,設立勞動學校,像長辛店的工人補習學校那樣;第二,知識階級的人本著良心上的主張,去援助勞動階級,或組織勞工學校,或向勞工演講,增進他們的知識,促醒他們的覺悟〖參見包惠僧:《我對于武漢勞動界的調查和感想》,《民國日報·覺悟》192148日。〗。包惠僧所說的北京長辛店工人補習學校是中國共產主義小組建立的最早的工人補習學校,由鄧中夏、張太雷、張國燾等人于192012月籌辦。它以“增進‘勞動者’和‘勞動者的子弟’完全知識;養成‘勞動者’‘和勞動者子弟’高尚人格為宗旨”〖國燾:《勞動補習學校簡單及預算案》,《勞動界》第15期,19201121日。〗。教員用通俗的語言講述什么是做工、勞動,工人為什么受苦受窮,為什么要與軍閥、資本家作斗爭,工人深受教育。長辛店工人補習學校不僅大大提高了工人的知識水平,而且提升了他們的階級意識,“不愧乎北方勞動界的一顆明星”〖《長辛店工會成立》,《共產黨》(月刊)1921年第6號。〗。

3.發動五一節紀念

由于工人階級的壯大和十月革命的影響,五四先進知識分子已經認識到勞動在社會生產中的重要性和工人階級在社會革命中的重要使命。五一勞動節的傳入無疑進一步增強了他們與工人群體的聯系。

1920年的五一勞動節,五四先進知識分子積極組織和發動工人開展各種紀念活動。如在北京,李大釗主持的北京大學五一勞動節紀念大會,有校役、夜班工友和學生500多人參加,會上散發的傳單闡述了紀念五一勞動節的原因:“希望諸位常常紀念五一節,把全世界人人紀念的五一節當作我們一盞引路的明燈。我們本著勞工神圣的信條,跟著這個明燈走向光明的地方去。”〖吹萬:《北京之勞動節與學潮》(北京通信),《申報》192054日。〗工讀互助團出動了兩輛汽車,車上插著寫有“勞工神圣”“五月一日萬歲”“資本家之末日”等字樣的紅旗,沿街散發《五月一日北京勞工宣言》。一部分北京學生坐火車到長辛店鐵廠散發傳單和發表演說。工人聽后說:“你們要是昨天來,我們今天便能罷工了。”〖L.S.:《北京“五一”運動的真相》,《北京大學學生周刊》1920年第15號。〗

為了通過五一節紀念來促進中國勞動界的覺悟,使中國工人運動與世界工人運動聯系起來,李大釗發表了《“五一”May Day運動史》,這篇近3萬字的宏文詳細地考察了五一節紀念在西方工人運動發展中的歷程,以及不同階段五一節紀念的斗爭目標,并期望中國的勞工同胞“認今年的‘五一’紀念日作一個覺醒的日期”〖李大釗:《“五一”運動史》,《星期評論》(勞動紀念號)第48期,192051日。〗。《星期評論》《東方雜志》《民國日報·覺悟》《建設》《新青年》《少年世界》等報刊同時刊載了李大釗的這篇文章,可見輿論界對勞工問題的高度關注。

在上海,陳獨秀等人聯合中華工會總會、上海船務棧房工界聯合會等7個團體組織工人召開五一節慶祝會,到會的有三四千余人,高呼“勞工萬歲”等口號〖參見《世界勞動紀念日紀事》,《申報》192052日。〗。廣州的女子職業、鐵路專門學校等學生發起召開五一節慶祝會,到會的有廣州各學校和勞動團體等大約幾萬人,其中工人占大半,會場掛著“勞工神圣”“資本家末日”“打破階級制度”“奮斗”“犧牲”等標語。學生發表了“五一勞動史”的演說,并表示了對今后勞動節的希望,聽眾“拍掌之聲如雷動”。時人著文稱贊說:“誠廣州空前未有的勞工紀念會,真中國勞工的好現象了。”〖粵潮:《廣州空前未有的勞工紀念會》,《北京大學學生周刊》1920年第15號。〗此外,長沙、九江、唐山、汕頭、漳州、哈爾濱等地也有工人集會和散發傳單等活動。在這些紀念活動中,工人不再局限于增加工資,他們要求“八小時勞動,八小時休息,八小時教育”,顯示了工人階級對自身價值的深刻認識,知識界認為,這是中國工人階級“空前的覺悟”,“他們所要求的是人的生活”〖鄭振鐸:《“五一”的紀念》,《新社會》1920年第19期。〗。李大釗寄語中國勞工同胞,將1920年的五一紀念日作為一個“覺醒的日期”〖李大釗:《五一運動史》,《星期評論》(勞動紀念號)第48期,192051日。〗,努力爭取本階級的權利。正如當時輿論所言:“今年五月一日,可算是勞動問題在中國發生實際運動的第一日。”〖L.S.:《北京“五一”運動的真相》,《北京大學學生周刊》1920年第15號。〗

四、變焦與轉換:讓勞工神圣起來

如果說由“勞工神圣”引發五四知識分子對勞工問題、社會問題的聚焦是自然演進過程的話,那么隨著他們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理論的接受和認知,一個社會學視角下的“社會問題”在性質上便開始發生變焦,轉換為世界共產主義思想下的“社會革命”,成為“勞工解放”的邏輯起點。

1.勞工要做世界的主人,必須在政治上贏得更多的權利

受歐戰的影響,蔡元培喊出“勞工神圣”,李大釗倡言“須知今后的世界,變成勞工的世界”〖李大釗:《庶民的勝利》,《新青年》第5卷第5號,19181015日。〗,漸漸認識到勞動者地位之重要,在言論上對于勞動者“都知道表示同情的心理”〖唐海編著:《中國勞動問題》,上海:光華書局,1926年,第339頁。〗。在走近勞工的實踐中,在喚起勞工覺悟的行動中,中國勞工界困苦的境況使他們不可能回避、也不得不思考如何讓勞工神圣起來,也就是走向解放。去吾寫道:“近來工人的進步,非常敏速,我們恰應該想出法子,去保護他們,優視他們。”〖去吾:《勞動界·勞工世界》,《南洋周刊》1919年第1期。〗

辦法是什么呢?從政治方面著手,成為五四知識分子共同的心聲。有人認識到,僅僅指導工人為了增加工資、改善生活待遇進行斗爭是不夠的,這只是解決暫時的和眼前的問題,因此除了從經濟上考慮,還要從政治方面去思考和努力。陳獨秀在演說中肯定做工的人是最貴重的,是社會的臺柱子時,便期望他們在實現待遇改良后,努力爭取管理權,即“做工的勞力者起來管理政治、軍事、產業,居于治人的地位”〖陳獨秀:《勞動者底覺悟》,《新青年》第7卷第6號(勞動節紀念號),192051日。〗。有人認為,正是因為勞工沒有政治的保障才被“惡政治來魚肉”,所以勞工運動若不涉及政治,是不徹底的,“希望中國的勞動者……趕快實行參與政治運動,做政治運動中的中堅”〖繆斌:《五一紀念與中國底勞動者》,《南洋周刊》1924年第8期。〗。羅豁指出,世界上的一切文明都是勞動者創造的,卻不能受國家法律的保護,所謂安寧、幸福、平等、言論、集會和結社自由都是資本家和官僚的專有物,因此他呼吁勞動者覺悟起來,做“世界底主人”,“共同努力取還我們勞動者底血汗結晶,這就是階級覺悟的必要”〖羅豁:《階級的覺悟》,《民國日報·覺悟》1921622日。〗。顯然,他也從政治層面提出了具體的要求,希望勞動者覺悟起來。

在五四知識分子看來,勞工要做世界的主人,必須在政治上贏得更多的權利。五四知識分子自我認識的提升,也為他們的奮斗尋找到了新的目標,即要賦予工人新的歷史使命,通過革命謀解決之道。他們明確宣布,“勞工問題,實為二十世紀革命的原動力”〖戩初:《勞工為革命的原動力》,《半月》1921年第21期。〗,工人作為社會組織的骨干,革命分子的中堅,政治上的解決就是喚起他們“來做工運之唯一法門”〖米寅寶:《工運之回顧與前瞻》,上海:南華圖書局,1929年,第3頁。〗。要讓工人懂得,要推翻資本家,必須推翻保障他們的政府不可,而且他們完全有力量進行反抗。他們急切呼吁勞動界“趕快起來舉行大示威運動,爭回你們的人格,推翻那萬惡的政府和那萬惡資本階級”〖芾甘:《五一紀念感言》,《人聲雜志》1921年第2期。〗。“快快覺悟,起來革命”,即使犧牲生命也不顧,“因為沒有相當的犧牲,決不容易得到效果的”〖瑞彭:《“五一紀念”促中國勞動界覺悟》,《民國日報·覺悟》192151日。〗。

2.“無產階級要實行革命,必有一個共產黨從中指導”

馬克思學說盡管較早從日本和歐洲傳入中國,但只是在十月革命之后,五四先進知識分子才開始認真研究。在嘗試以馬克思主義的視角來檢視中國勞工、社會問題時,他們借助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從政黨的角度考察其成功的原因,借鑒其經驗,并以此思考中國的社會革命。李達在《評第四國際》中總結了俄國十月革命和巴黎公社的歷史經驗,闡述了建黨的必要性和重大意義,明確指出:“無產階級要實行革命,必有一個共產黨從中指導,才有勝利之可言。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之所以成功,與一八七一年巴黎共產團之所以失敗,就是因為一個有共產黨任指揮而一個沒有。”〖《李達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33頁。〗李大釗也指出:“俄羅斯共產黨,黨員六十萬人,以六十萬人之活躍,而建設一個赤色國家。這種團體的組織與訓練,真正可駭。”由此他呼吁道:“中國C派的朋友,那好不趕快組織一個大團體以與各國C派的朋友相呼應呢?”〖《李大釗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48350頁。〗明確表示希望盡快建立中國共產主義的政黨。

正在國外苦苦探索改造中國社會的蔡和森也認為,要推動工人運動,需要四種利器,其中之一就是建立共產黨,因為它是革命運動的神經中樞,是發動者、宣傳者、先鋒隊、作戰部,“以中國現在的情形來看,須先組織他,然后工團、合作社,才能發生有力的組織。革命運動、勞動運動,才有神經中樞”。在對加入共產國際的各國共產黨考察的基礎上,他希望“中國于二年內成立一主義明確,方法得當和俄一致的黨”。因此,他建議毛澤東“準備做俄國的十月革命”,并自信“有九分對”〖《蔡和森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51-52頁。〗。這說明,蔡和森已經對中國共產黨與工人階級革命之間的關系有了非常清晰的認知。

陳獨秀和李達在接受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過程中都認為,工人階級革命的目的是通過階級斗爭,實行勞工專政,而要實行勞工專政,歸根結底必然要“有一個強大的共產黨做無產階級的先鋒隊與指導者不可”〖《陳獨秀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65頁。〗。“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柱石,是無產階級的頭腦,共產黨人散布到全體中間宣傳革命,實行革命。”〖《李達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33-134頁〗也就是說,共產黨應該由無產階級中最有覺悟、對歷史使命具有自覺擔當精神的優秀分子組成。

3.“有一個最大的根本解決方法,就是社會主義”

面對工人的艱辛生活,五四知識分子將初步了解的馬克思學說中勞動創造價值這一核心命題,結合工人的勞動實踐,用通俗易懂的語言解釋他們受壓迫的命運不是天注定的,而是“資本家生產制”造成的,從而為“社會革命”及其目標提供理論的支撐。如陳獨秀運用馬克思的“資本私有”和“剩余價值”〖《陳獨秀文章選編》(中),北京:三聯書店,1984年,第85-86頁。〗概念解釋紅利為何就是剩余價值,他說,資本私有是指有資本的人擁有工具,并雇人做工生產,自己還可以不做工,沒有資本的人只能出賣勞力給有資本的人做工生產。同時工人用血汗所生產所應得的,被資本家用紅利的名義掠奪而去,這個紅利就是剩余價值,這就是勞動者苦命的原因。毛澤東在啟發工人覺悟時,向他們贈送《勞動界》,湖南黑鉛煉廠一位鉗工羅谷蓀讀了《勞動界》以后,懂得了被壓迫被剝削的原因,他呼喚道:“黑暗,黑暗,黑暗!這是甚么世界到了,馬格斯呀!你到我們中國來嗎?這種十重地獄里面的日子實在難過呢。”〖羅谷蓀:《工頭的黑暗》,《大公報》(湖南),1921228日。〗李達在解讀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學說時,也予以解釋:“資本家利用收集生產物的剩余價值,坐致巨富,勞動者僅賴工錢以謀生。富者愈富,貧者愈貧,遂劃分社會為有產者、無產者兩大階級。”〖《李達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0頁。〗因此,勞動者千辛萬苦僅能維持生活,如不能做工,則非餓死、凍死不可。

那么勞動者怎么才能不餓死、不凍死?怎樣才不受資本家的剝削?李大釗立足于世界社會主義潮流的發展趨勢,認為只有鏟除國內的掠奪階級,抵抗世界的資本主義,“依社會主義的組織經營實業不可”〖李大釗:《中國的社會主義與世界的資本主義》,《評論之評論》1921年第1卷第2期。〗。李達給出明確的答案:“這里有一個最大的根本解決方法,就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主張推倒資本主義,廢止財產私有,把一切工廠一切原料都歸勞動者手中管理……這是勞動問題的根本解決方法,所以勞動者非信奉社會主義,實行社會革命把資本家完全鏟除不可。”〖立達:《勞動者與社會主義》,《勞動界》第16期,19201128日。〗

192112日,新民學會長沙會員開會討論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毛澤東指出:共產主義,即所謂勞農主義,用階級專政的方法,是可以預計效果的,故最宜采用。他明確地否定了改良主義,他說:“我對于絕對的自由主義、無政府主義,以及德謨克拉西主義,依我現在的看法,都只認為理論上說得好聽,事實上是做不到的。”〖《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第74頁。〗施存統對一些人認為中國不能實行共產主義進行了駁斥,旗幟鮮明地說:“所以我們必須階級對爭,必須采用勞工專政……總之,馬克思底共產主義,一定可以在中國實行的。”〖存統:《馬克思底共產主義》,《新青年》第9卷第4期,192181日。〗對于這一時期五四知識分子對共產主義理想目標的確定,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指出:“在‘五四’以后,中國產生了完全嶄新的文化生力軍……即共產主義的宇宙觀和社會革命論。”〖《毛澤東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97頁。〗

五、余論

由“勞工神圣”引發的勞工問題和社會問題,使五四新文化運動出現了裂變,陶希圣在談到20世紀20年代前后一些運動的影響時說道:“五四運動對于中國一般青年知識分子,喚起了個人的覺醒。各種社會思想和政治學說在學生大眾中如風起云涌,并行不悖……社會問題的主流的勞工問題亦漸從知識分子的空想轉入社會的實際生活。”〖陶希圣:《潮流與點滴》,轉引自〔美〕阿里夫·德里克:《革命與歷史: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起源,1919-1937》,翁賀凱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43頁。〗“勞工神圣”作為一個社會現實和思想關注點大大迥異于新文化運動時期的概念游戲和新舊思想的對壘,五四知識分子使其遠離文化討論的學理層面,有了更明確和直接的意蘊,表達了更為具體的社會內容,即由“勞工神圣”推衍出中國的勞工問題、社會問題的解決。他們探求解決之道,走入民間,“與勞工為伍”,開展深入的社會調查,做起了教育工人、引導工人、組織工人的實際工作。在這一過程中,他們將從《共產黨宣言》《資本論》等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中接受的觀點、學說和核心概念轉化為自己的思考,并與中國的勞工問題結合起來,嘗試解釋、解決中國的社會問題。在提出社會革命時,馬克思主義彰顯出相當的理論詮釋力和實踐動力。正如德里克所說:“在20年代政治歲月中成長起來的一代中國知識分子,較他們的前輩更為關心社會的變革,其結果,與馬克思主義的要旨也更為合拍。正是通過這一代人,馬克思主義理論融入了中國社會思想。”〖〔美〕阿里夫·德里克:《革命與歷史: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起源,1919-1937》,翁賀凱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33頁。〗

當李大釗把政治的“民主主義戰勝”與社會的“勞工主義戰勝”作為歐戰的兩個不同結果加以區別,并強調社會主義的勝利是20世紀的世界精神和潮流時,五四知識分子對“勞工神圣”思想的啟蒙、傳播和社會改造的實踐至少在兩個層面上對啟動現代革命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一個層面上,他們塑造了兩個完全相反的勞工群體社會形象,即世界的主人翁、文明社會創造者的勞工和受掠奪、生活不如牛馬的勞工,通過應然狀態和實然狀態的強烈對比,確定勞工身份歸屬,使勞動者的社會身份和地位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在另一個層面上,更為重要的是,當他們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對勞動者兩種悖反的狀態進行解讀和中國化話語詮釋時,實際上在工人階級與馬克思主義之間搭建起了橋梁,既為中國現代社會革命造就了先進階級及其先鋒隊——中國共產黨,又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實踐有了現實的本源和階級載體。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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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增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早期探索》,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

[3]聞翔:《勞工神圣:中國早期社會學的視野》,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年。

[4]王繼停:《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早期進程與啟示》,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9年。

[5]程偉禮等:《先知的足跡: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的心路歷程》,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

(編輯:張 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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