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管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

主辦單位:馬克思主義研究院

國際 ISSN:1006-5199

國內刊號:11-3591/A

創刊時間:1995年

出刊周期:月刊

期刊開本:大16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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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佳木:新時代與改革開放航向的校準

【內容提要】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這意味著改革開放也進入了新時代。如同一艘巨輪行駛在大海上需要不斷比對目的地、校準航向一樣,改革開放在前進道路上也需要不斷比對目標、校準航向。本文結合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黨的十八大以來推進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實踐,從方向和方法論、出發點和落腳點、核心問題、立足點、自主性、黨風和社會風氣等六個方面,對新時代以來比對目標、校準改革開放航向的內容進行了系統分析和闡述,并指出這種校準既是針對過去工作不足而進行的糾偏和補救,也是根據實際情況變化和形勢發展需要而采取的應對措施。

【關鍵詞】新時代  改革開放  校準航向

作者簡介:朱佳木(1946- ),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原所長,博士生導師、研究員(北京  100732)。

 

 

黨的十八大以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改革開放也進入了新時代。如同一艘巨輪行駛在大海上需要不斷比對目的地、校準航向一樣,中國的改革開放在前進道路上也需要不斷比對目標、校準航向。習近平總書記在2018629日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體學習會上指出:“要推動全黨把堅持正確政治方向貫徹到謀劃重大戰略、制定重大政策、部署重大任務、推進重大工作的實踐中去,經常對表對標,及時校準偏差。”實踐表明,進入新時代以來的六年,既是改革開放繼續深化的六年,也是對改革開放航向不斷對表對標、校準偏差的六年。這種校準,既有針對過去工作不足而進行的糾偏和補救,也有根據實際情況變化和形勢發展需要而采取的應對措施。新時代對改革開放航向的校準,我體會最深的有以下六點。

一、關于改革開放的方向和方法論

改革開放有沒有方向,方向是什么?要不要先行試點、穩步推進、“摸著石頭過河”?在這些問題上,過去不是沒有不同意見的爭論。對此,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我們的改革開放是有方向、有立場、有原則的。我們當然要高舉改革旗幟,但我們的改革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不斷前進的改革,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他還說:“改革開放是一場深刻革命,必須堅持正確方向,沿著正確道路推進。”“推進改革的目的是要不斷推進我國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賦予社會主義新的生機活力。這里面最核心的是堅持和改善黨的領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偏離了這一條,那就南轅北轍了。”在回答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往什么方向走的問題時,他又強調:“考慮這個問題,必須完整理解和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這是兩句話組成的一個整體,即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里面有一個前一句和后一句的關系問題。前一句,規定了根本方向,我們的方向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而不是其他什么道路。”

自從改革開放以來,總有一些人對我們黨堅持改革開放正確方向發出種種詰難。例如,看到重申改革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就說什么“政治體制改革滯后了”;聽到強調“國有企業要做大做強做優”,就說什么“需要重啟改革”啦。對于這些聲音,習近平總書記不予回避,而是針鋒相對、理直氣壯地予以駁斥。他指出:“不能籠統地說中國改革在某個方面滯后。在某些方面、某個時期,快一點、慢一點是有的,但總體上不存在中國改革哪些方面改了,哪些方面沒有改。問題的實質是改什么、不改什么,有些不能改的,再過多長時間也是不改。我們不能邯鄲學步。世界在發展,社會在進步,不實行改革開放死路一條,搞否定社會主義方向的‘改革開放’也是死路一條。在方向問題上,我們頭腦必須十分清醒。我們的方向就是不斷推動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而不是對社會主義制度改弦易張。我們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個立國之本,既以四項基本原則保證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又通過改革開放賦予四項基本原則新的時代內涵,排除各種干擾,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他還說:“我們不斷推進改革,是為了推動黨和人民事業更好發展,而不是為了迎合某些人的‘掌聲’,不能把西方的理論、觀點生搬硬套在自己身上。”“怎么改、改什么,有我們的政治原則和底線,要有政治定力。”他強調:“我們既要有冒的勇氣、闖的勁頭,又始終堅持以我為主,應該改又能夠改的堅決改,不應改的堅決守住;應該改而不具備條件的創造條件改,該快的一定要快、不能快的則循序漸進。對看準了的改革,要下決心推進,爭取早日取得成效。”

習近平總書記不僅據理批駁指責我們不改革的各種言論,而且深刻揭露這類言論的本質和目的。他說:“一些敵對勢力和別有用心的人也在那里搖旗吶喊、制造輿論、混淆視聽,把改革定義為往西方政治制度的方向改,否則就是不改革。他們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項莊舞劍,意在沛公’。對此,我們要洞若觀火,保持政治堅定性,明確政治定位。”“如果我們用西方資本主義價值體系來剪裁我們的實踐,用西方資本主義評價體系來衡量我國發展,符合西方標準就行,不符合西方標準就是落后的陳舊的,就要批判、攻擊,那后果不堪設想!最后要么就是跟在人家后面亦步亦趨,要么就是只有挨罵的份。”他反復提醒大家:“要牢牢把握改革正確方向,在涉及道路、理論、制度等根本性問題上,在大是大非面前,必須立場堅定、旗幟鮮明。”在改革開放的方向上要有政治定力,“那就是不論怎么改革、怎么開放,我們都始終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堅持黨的十八大提出的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勝利的基本要求”。

在改革開放的方法論上,過去有些人對穩步推進、先行試點、“摸著石頭過河”等主張也頗有微詞。進入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對此同樣作出了正面回應,并充分闡明了上述方法的科學性、合理性、必要性。概括起來,其要點大體有以下四個。

第一,這種方法符合馬克思主義認識論。他說:“摸著石頭過河,是富有中國智慧的改革方法,也是符合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和實踐論的方法。實踐中,對必須取得突破但一時還不那么有把握的改革,就采取試點探索、投石問路的方法,先行試點,尊重實踐、尊重創造,鼓勵大膽探索、勇于開拓,取得經驗、看得很準了再推開。有些國家搞所謂‘休克療法’,結果引起了劇烈政治動蕩和社會動亂,教訓是很深刻的。”

第二,這種方法經過了我國改革開放的實踐檢驗。他說:“改革開放是前無古人的嶄新事業,必須堅持正確的方法論,在不斷實踐探索中推進……我國改革開放就是這樣走過來的,是先試驗、后總結、再推廣不斷積累的過程,是從農村到城市、從沿海到內地、從局部到整體不斷深化的過程。這種漸進式改革,避免了因情況不明、舉措不當而引起的社會動蕩,為穩步推進改革、順利實現目標提供了保證。摸著石頭過河,符合人們對客觀規律的認識過程,符合事物從量變到質變的辯證法。不能說改革開放初期要摸著石頭過河,現在再摸著石頭過河就不能提了。”

第三,這種方法可以避免重犯一哄而起、倉促上馬的老毛病。他說:“要有序推進改革。該中央統一安排的各地不要搶跑,該盡早推進的不要拖延,該試點的不要倉促推開,該深入研究后再推進的不要急于求成,該先得到法律授權的不要超前推進。要避免在時機尚不成熟、條件尚不具備的情況下一哄而上,欲速而不達。”

第四,這種方法可以防止改革出現顛覆性錯誤。他說:“‘治大國若烹小鮮。’我國是一個大國,決不能在根本性問題上出現顛覆性錯誤,一旦出現就無法挽回、無法彌補……現階段推進改革,必須識得水性、把握大局、穩中求進。實踐告訴我們,有的政策經過一段時間后發現有偏差,要扭轉回來很不容易。我們的政策舉措出臺之前必須經過反復論證和科學評估,力求切合實際、行之有效、行之久遠,不能隨便‘翻燒餅’。”

另外,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一定意義上也是對改革開放方法論的校準。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所謂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統籌推進各領域改革,就需要有管總的目標,也要回答推進各領域改革最終是為了什么、要取得什么樣的整體結果這個問題”。他說:“過去,我們也提出過改革目標,但大多是從具體領域提出的。”比如,政治體制改革的總目標、經濟體制改革的總目標,等等,都是這樣的目標。而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包括了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生態文明體制和黨的建設制度深化改革的分目標,“體現了我們黨對改革認識的深化和系統化”。他還說:“隨著改革開放不斷深入,改革開放的關聯性和互動性明顯增強,這就要求我們更加注重各項改革的相互促進、良性互動。”“對涉及面廣泛的改革,要同時推進配套改革。”這些論述表明,在改革開放的方法論上,新時代比較過去也顯得更加成熟了。

二、關于改革開放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社會主義是把全社會和人民大眾利益放在首位的社會理想和社會制度,其本質在于反對剝削、倡導公平,科學社會主義的本質仍在于此,只不過把這一理想建立在了科學的基礎上。新中國成立后,鑒于生產力水平很低,原本打算先實行一段新民主主義再實行社會主義,但為了抓住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歷史機遇,實行了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和生產資料的國有化、公有化及按勞分配制度,提前完成了向社會主義的過渡。后來受“左”的思想影響,所有制上求大求純、分配上偏重平均主義,以至于小商店、小餐館、小維修鋪等個體經營方式都被取消了,“計件工資”“獎金”等屬于按勞分配范疇的激勵機制也被取消,連農民的自留地和家庭副業也被當成“資本主義尾巴”禁止了。改革開放以后,肯定了按勞分配是社會主義的基本分配原則,提出了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的政策,允許和鼓勵資本、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參與分配,最終形成了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和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并完成了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但與此同時,社會上又出現了另一種偏向,鼓吹所謂“經濟人”假設,胡說什么“公有制效率低”“公有制與市場經濟不相容”“把國有資產量化到個人”“收入分配差距要進一步拉大”,等等。這些錯誤思想一度影響了對公平與效率關系的認識,導致提出“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分配政策。進入21世紀后,分配政策被改為了“既重視效率也重視公平、把公平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后來又把“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改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進而提出要“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著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有效調節高收入”,但是,始終沒有跳出把效率與公平當成一對矛盾的圈子。進入新時代后,黨中央不再并提“效率與公平”,而是把處理這對關系置于了“以人民為中心”,“使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這一總的指導思想之下。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上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必須以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為出發點和落腳點。這是堅持我們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根本宗旨的必然要求……如果不能給老百姓帶來實實在在的利益,如果不能創造更加公平的社會環境,甚至導致更多不公平,改革就失去意義,也不可能持續。”他強調:要“把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體現在經濟社會發展各個環節,做到老百姓關心什么、期盼什么,改革就要抓住什么、推進什么,通過改革給人民群眾帶來更多獲得感。”

同時,他也明確反對那種讓“分配優先于發展”的主張,說:“這種說法不符合黨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和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判斷。”只有更好地推動經濟社會發展,才能“為人民群眾生活改善不斷打下更為雄厚的基礎”。

當前人民群眾對于不公平的反映主要有哪些,對改革最關心最期盼的又是什么呢?從習近平總書記的論述中可以看出,問題主要集中在:收入分配不公,一些基本需求還沒能得到滿足。他指出,收入分配中存在的突出問題,“主要是收入差距拉大、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較低、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偏低”。他還具體列舉了許多人民群眾所關心的問題,比如,食品安不安全、暖氣熱不熱、霧霾能不能少一點、河湖能不能清一點、垃圾焚燒能不能不有損健康、養老服務順不順心、住房能不能租得起或買得起,等等。他說:“相對于增長速度高一點還是低一點,這些問題更受人民群眾關注。如果只實現了增長目標,而解決好人民群眾普遍關心的突出問題沒有進展,即使到時候我們宣布全面建成了小康社會,人民群眾也不會認同。”他說:“當前,民生工作面臨的宏觀環境和內在條件都在發生變化,過去有飯吃、有學上、有房住是基本需求,現在人民群眾有收入穩步提升、優質醫療服務、教育公平、住房改善、優美環境和潔凈空氣等更多層次的需求。”

根據以上分析,習近平總書記認為,端正改革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首先必須抓住公平正義和共同富裕問題作文章,“要把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作為一面鏡子,審視我們各方面體制機制和政策規定,哪里有不符合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的問題,哪里就需要改革;哪個領域哪個環節問題突出,哪個領域哪個環節就是改革的重點”。他指出:“在全面深化改革進程中,遇到關系復雜、難以權衡的利益問題,要認真想一想群眾實際情況究竟怎樣?群眾到底在期待什么?群眾利益如何保障?群眾對我們的改革是否滿意?提高改革決策的科學性,很重要的一條就是要廣泛聽取群眾意見和建議。”他強調:“‘蛋糕’不斷做大了,同時還要把‘蛋糕’分好。我國社會歷來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觀念。我們要在不斷發展的基礎上盡量把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的事情做好,既盡力而為、又量力而行,努力使全體人民在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上持續取得新進展。”“經濟發展、物質生活改善并不是全部,人心向背也不僅僅決定于這一點。發展了,還有共同富裕問題。物質豐富了,但發展極不平衡,貧富懸殊很大,社會不公平,兩極分化了,能得人心嗎?” “我們必須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體人民朝著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絕不能出現‘富者累巨萬,而貧者食糟糠’的現象。” “要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和分配制度,調整收入分配格局,完善以稅收、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等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調節機制,維護社會公平正義,解決好收入差距問題,使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

其次,端正改革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必須緊緊抓住和解決群眾身邊的權益問題。習近平總書記對地方的同志說:要促進公共資源向基層延伸、向農村覆蓋、向弱勢群體傾斜,“多做雪中送炭的事情”,“做那些現實條件下可以做到的事情,讓群眾得到看得見、摸得著的實惠”。比如,“城鎮建設中出現了不少讓老百姓詬病的問題,一些地方大拆大建、爭蓋高樓,整個城市遍地都是工地;城市建設缺乏特色、風格單調;一些城市建設貪大求洋,一些干部追求任期內的視覺效果;一些城市漠視歷史文化保護,毀壞城市古跡和歷史記憶;一些城市教育、衛生、文化、體育等基本公共服務不配套,給市民帶來極大不便。這些問題,既與城市建設經驗和能力不足有關,也與一些干部急于求成、確定的定位過高、提出的口號太多有關”。他批評黨的十八大之前一些地方在農村推行所謂“三集中”、逼農民上樓的做法,說:“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要堅持自愿、分類、有序。自愿就是要充分尊重農民意愿,讓他們自己選擇,不能采取強迫的做法,不能強取豪奪,不顧條件拆除農房,逼農民進城,讓農民工‘被落戶’、‘被上樓’。”他還對政法部門的同志說:“讓人民群眾切實感受到公平正義就在身邊。要重點解決好損害群眾權益的突出問題,決不允許對群眾的報警求助置之不理,決不允許讓普通群眾打不起官司,決不允許濫用權力侵犯群眾合法權益,決不允許執法犯法造成冤假錯案。”

黨的十八大以前,我們黨也強調做大做強國有經濟,但更多地從國有企業是國民經濟支柱,是社會主義制度重要基礎,是參與國際競爭、合作、分工基本力量等角度論述的,這些當然是正確的。不過,進入新時代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把國有企業改革進一步放入以人民為中心、讓人民共享改革成果這一指導思想之下分析,指出:公有制主體地位和國有經濟主導作用,“是保證我國各族人民共享發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證”;國有企業是“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以上分析,更彰顯了國有企業的全民所有制性質,更突出了國有經濟與人民根本利益之間的關聯。從改革開放的出發點和落腳點角度看,這顯然也是一種校準。

三、關于改革開放的核心問題

改革開放以后很長時間,我們一直是把處理計劃與市場或市場與宏觀調控的關系,作為經濟體制改革(很大程度上也包括對外經濟交流)的核心問題。改革開放初期,資源配置由過去單一計劃手段變為計劃手段為主、市場手段為輔。計劃經濟過渡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后,市場成為資源配置的基礎,計劃手段和價格、金融、稅收等經濟手段被納入宏觀調控范疇。這時受新自由主義影響,經濟學界出現了一種輿論,認為宏觀調控仍然“殘留計劃經濟的痕跡”,“今后政府只要做好市場服務就行了”,提出所謂“大市場、小政府”的主張。進入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將宏觀調控歸結為政府作用,把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概括為“處理好政府與市場關系”,把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作用的提法改為“起決定性作用”,同時強調要“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從而在改革開放核心問題的認識和處理上做出了進一步校準。

習近平總書記解釋說,之所以要將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改為“決定性作用”,是因為“經過二十多年實踐,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初步建立,但仍存在不少問題,主要是市場秩序不規范,以不正當手段謀取經濟利益的現象廣泛存在;生產要素市場發展滯后,要素閑置和大量有效需求得不到滿足并存;市場規則不統一,部門保護主義和地方保護主義大量存在;市場競爭不充分,阻礙優勝劣汰和結構調整,等等。這些問題不解決好,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難以形成的”。他還說:“作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定位,有利于在全黨全社會樹立關于政府和市場關系的正確觀念,有利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有利于轉變政府職能,有利于抑制消極腐敗現象。”

這樣定位市場作用,是否等于政府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作用就要被削弱,只要服務無須管理或少管理了呢?對此,習近平總書記斬釘截鐵地做出了否定的答復。他指出:“市場起決定性作用,是從總體上講的,不能盲目絕對講市場起決定性作用,而是既要使市場在配置資源中起決定性作用,又要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二者是有機統一的,不是相互否定的,不能把二者割裂開來、對立起來。”“在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的問題上,要講辯證法、兩點論,‘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機統一、相互補充、相互協調、相互促進的格局,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

他還針對政府對市場要少管甚至不管的主張指出:“政府要切實履行好服務職能,這是毫無疑義的,但同時也不要忘了政府管理職能也很重要,也要履行好,只講服務不講管理也不行,寓管理于服務之中是講管理的,管理和服務不能偏廢,政府該管的不僅要管,而且要切實管好。”要“加大政府職能轉變力度,既積極主動放掉該放的權,又認真負責管好該管的事,從‘越位點’退出,把‘缺位點’補上”。例如,在國防建設等領域,政府要起決定作用;一些帶戰略性的能源資源,政府也要牢牢掌控;在解決經濟中的結構性矛盾,推進“三去、一降、一補”,增強有效供給能力,加快核心技術自主研發速度等等方面,更要發揮政府的政策指導作用。

尤其值得我們重視的是,習近平總書記不僅強調政府在市場經濟中應有的作用,而且把這種作用與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聯系在一起強調。他說:“我國經濟發展獲得巨大成功的一個關鍵因素,就是我們既發揮了市場經濟的長處,又發揮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我們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大前提下發展市場經濟,什么時候都不能忘了‘社會主義’這個定語。之所以說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要堅持我們的制度優越性,有效防范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弊端。我們要堅持辯證法、兩點論,繼續在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與市場經濟的結合上下功夫,把兩方面優勢都發揮好,既要‘有效的市場’,也要‘有為的政府’,努力在實踐中破解這道經濟學上的世界性難題。”這一論述進一步突顯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政府所起作用的本質區別;同時,也使人們進一步認識到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如何把政府和市場兩方面作用結合好的問題至今仍然未能完全解決,還需要我們繼續探索。

四、關于改革開放的立足點

我們黨歷來主張,把革命、建設、改革的立足點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礎上。早在1956年,毛澤東就說過:“中國的革命和中國的建設,都要依靠發揮中國人民自己的力量為主,以爭取外國援助為輔。”新中國成立后,我們一方面積極爭取社會主義陣營國家的援助,千方百計同資本主義國家進行貿易;另一方面,面對美帝國主義經濟封鎖和赫魯曉夫集團中斷援助的困難,發揚自力更生精神,不僅形成以“兩彈一星”為代表的一大批科研成果,而且建立了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文化大革命”中,極“左”思潮泛濫,把進口國外先進設備也當成“洋奴哲學”“賣國主義”。改革開放后,通過撥亂反正,糾正了這種極“左”錯誤,又出現了另一種偏向,認為凡是能從國外買到的,就不必自己重走研發的老路。40年來,我國經濟總量大幅度攀升,科技水平也有長足進步,然而從總體看,科技對經濟社會發展支撐能力不足、貢獻率遠低于發達國家水平,核心技術研發缺乏像微軟、英特爾、谷歌、蘋果等大公司那樣的強強聯盟,經濟增長很大程度上仍以資源、資本、勞動力等要素投入為主,在國際經濟產業鏈中仍處于中低端,很多關鍵和核心的技術、材料、零部件、設備都受制于人。這種情況的出現,就與我們的外部條件改善后,自力更生意識弱化有很大關系。對此,歷屆黨中央雖然都很重視,提出并實施了科教興國等戰略,逐步加大了國家對科技研發的投入,但情況仍然不容樂觀。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進一步提出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推進“中國制造2025”,要求破除一切妨礙科技創新的體制機制障礙,最大限度地解放和激發科技蘊藏的潛能。這表明,新時代在改革開放的立足點上,同樣做出了校準。

對于自主創新的重要意義和路徑,習近平總書記主要從以下三個關系上進行了論述。

首先,是大國與強國、經濟規模與科技水平的關系。他指出:“歷史事實表明,經濟大國不等于經濟強國。一個國家長期落后歸根到底是由于技術落后,而不取決于經濟規模大小。歷史上,我國曾長期位居世界經濟大國之列,經濟總量一度占到世界的三分之一左右,但由于技術落后和工業化水平低,近代以來屢屢被經濟總量遠不如我們的國家打敗。為什么會這樣?我們不是輸在經濟規模上,而是輸在科技落后上。由于技術創新和工業制造落后于人,西方列強才得以用堅船利炮轟開我們的國門。中國近代史上落后挨打的根子就是技術落后。這個教訓太深刻了!我們要牢牢記取。”“雖然我國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但大而不強、臃腫虛胖體弱問題相當突出,主要體現在創新能力不強,這是我國這個經濟大塊頭的‘阿喀琉斯之踵’。”

其次,是科技創新與經濟社會發展的關系。他說:“總體上看,我國關鍵核心技術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根本改變,創造新產業、引領未來發展的科技儲備遠遠不夠,產業還處于全球價值鏈中低端,軍事、安全領域高技術方面同發達國家仍有較大差距。我們必須把發展基點放在創新上,通過創新培育發展新動力、塑造更多發揮先發優勢的引領型發展。”他指出:“國際經濟競爭甚至綜合國力競爭,說到底就是創新能力的競爭。誰能在創新上下先手棋,誰就能掌握主動。我們要大力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加快完善創新機制,全方位推進科技創新、企業創新、產品創新、市場創新、品牌創新,加快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推動科技和經濟緊密結合。”“協調發展、綠色發展、開放發展、共享發展都有利于增強發展動力,但核心在創新。抓住了創新,就抓住了牽動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牛鼻子’。”自從美國發動貿易戰以來,他更是多次強調:“自力更生是中華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奮斗基點,自主創新是我們攀登世界科技高峰的必由之路。”要發揚光大“兩彈一星”精神,加強關鍵技術攻關,推動核心技術突破,把科技發展主動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最后,是體制機制改革與科技創新的關系。他指出:“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必須深化改革。”“全面深化改革,要圍繞使企業成為創新主體、加快推進產學研深度融合來謀劃和推進。”要解決科技創新鏈條上存在的諸多體制機制關卡、創新和轉化各環節銜接不緊的癥結,“必須深化科技體制改革,破除一切制約科技創新的思想障礙和制度藩籬”。他為此具體提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例如,建立完善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懲治侵權的違法犯罪行為,創造平等競爭的良好環境;完善有利于企業技術創新的稅收政策,消除價格、利率、匯率等經濟杠桿的扭曲;組建國有資產運營公司或投資公司,設立國有資本風險投資基金,支持包括小微企業在內的創新型企業;加快軍民融合式的發展步伐,發揮軍民各自優勢。他尤其提到要改革和完善人才發展機制,建立更靈活的人才管理機制,完善評價這個指揮棒,打通人才流動、使用、發揮作用的體制機制障礙;深化教育改革,提高人才培養質量,形成有利于創新人才成長的育人環境;制定更積極的國際人才引進計劃,吸引更多海外創新人才回國創業或來中國工作。他特別提出,要使優秀的科技人才“名利雙收”,“名就是榮譽,利就是現實的物質利益回報,其中擁有產權是最大激勵”。“如果是‘造導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拿手術刀的不如拿剃頭刀的’,就談不上創新驅動。”

除了對體制改革的立足點做出上述校準,習近平總書記在科技體制改革的問題上著重強調了黨中央頂層設計和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作用。他說:“我們要注意一個問題,就是我國社會主義制度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是我們成就事業的重要法寶。我國很多重大科技成果都是依靠這個法寶搞出來的,千萬不能丟了!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同時要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加強統籌協調,大力開展協同創新,集中力量辦大事,抓重大、抓尖端、抓基本,形成推進自主創新的強大合力。”他指出:“在核心技術研發上,強強聯合比單打獨斗效果要好,要在這方面拿出些辦法來,徹底擺脫部門利益和門戶之見的束縛。抱著寧為雞頭、不為鳳尾的想法,抱著自己擁有一畝三分地的想法,形不成合力,是難以成事的。”不難看出,這些論述深刻反映了改革開放前后在自主創新方面的經驗教訓,確實切中了問題的要害。

五、關于改革開放的自主性

改革開放搞得對不對、好不好,究竟應當以什么為標準?是以西方資產階級的政治制度和社會主張為標準,還是以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理論為標準?這個問題,自改革開放伊始就一直存在。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就說過:“中國在粉碎‘四人幫’以后出現一種思潮,叫資產階級自由化,崇拜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會主義。”“自由化的思想前幾年有,現在也有,不僅社會上有,我們共產黨內也有。”他指出:“某些人所謂的改革,應該換個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資本主義化。他們‘改革’的中心是資本主義化。我們講的改革與他們不同,這個問題還要繼續爭論的。”事實說明,這股思潮后來果然不斷變換花樣,近些年比較突出的有兩個表現:一個叫西方“憲政”,一個叫“普世價值”。受此影響,我們黨內也出現應當“把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給共產黨改名”“取消無產階級專政”“允許其他政黨和共產黨競爭”“讓共產黨組織從各級機關中退出”“實行軍隊國家化”等種種論調。有的人還以所謂“不爭論”為借口,反對與這些錯誤主張正面交鋒,說什么這樣會把它們“炒熱”。對此,黨中央在新時代給予了一一駁斥,旗幟鮮明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場。

針對中國能否以西方所謂“憲政”為模板改革社會主義制度、能否取消人民民主專政和共產黨領導等問題,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我國人民民主與西方所謂的‘憲政’本質上是不同的。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中國實行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實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實行基層群眾自治制度,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他說,這樣一套制度安排,能夠有效保證人民享有廣泛、充足的權利和自由,有效調節國家政治關系,有效促進生產力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有效維護國家獨立自主。

針對給“中國共產黨改名”和把“革命黨變為執政黨”的種種議論,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國內外各種敵對勢力,總是企圖讓我們黨改旗易幟、改名換姓,其要害就是企圖讓我們丟掉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丟掉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信念。而我們有些人甚至黨內有的同志卻沒有看清這里面暗藏的玄機,認為西方‘普世價值’經過了幾百年,為什么不能認同?西方一些政治話語為什么不能借用?接受了我們也不會有什么大的損失,為什么非要擰著來?有的人奉西方理論、西方話語為金科玉律,不知不覺成了西方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吹鼓手。”他反復強調“革命理想高于天”,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再次指出:“革命理想高于天。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是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靈魂,也是保持黨的團結統一的思想基礎。要把堅定理想信念作為黨的思想建設的首要任務,教育引導全黨牢記黨的宗旨,挺起共產黨人的精神脊梁,解決好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這個‘總開關’問題,自覺做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的堅定信仰者和忠實實踐者。”在2018年年初紀念周恩來同志誕辰120周年座談會上,他又說道:“不要忘記我們是共產黨人,不要忘記我們是革命者,任何時候都不要喪失理想信念。”

針對以所謂“不爭論”為幌子,放棄意識形態領域斗爭,任憑宣揚“普世價值”的言論大行其道的現象,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堅持正面宣傳為主,決不意味著放棄輿論斗爭。敵對勢力在那里極力宣揚所謂的‘普世價值’。這些人是真的要說什么‘普世價值’嗎?根本不是,他們是掛羊頭賣狗肉,目的就是要同我們爭奪陣地、爭奪人心、爭奪群眾,最終推翻中國共產黨領導和中國社會主義制度。如果聽任這些言論大行其道,指鹿為馬,三人成虎,勢必搞亂黨心民心,危及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國家政權安全。”“對別有用心的人散布的政治謠言和奇談怪論,我們的黨員、干部耳朵根子不要軟,不要聽風就是雨。同時,我們不能默不作聲,要及時反駁,讓正確聲音蓋過它們。這與韜光養晦或不爭論是兩碼事。”他要求,對一切錯誤的言行都要“敢抓敢管,敢于亮劍”,“有的放矢,正面交鋒”。

為什么改革不能照搬西方的所謂“憲政”呢?習近平總書記闡述了如下幾點理由。

第一,我們對自己的制度要有自信。他說:“我們全面深化改革,不是因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不好,而是要使它更好;我們說堅定制度自信,不是要故步自封,而是要不斷革除體制機制弊端,讓我們的制度成熟而持久。我們不僅要防止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也要防止落入‘西化分化陷阱’。”

第二,一個國家實行什么樣的制度取決于這個國家的國情。他說:“‘橘生淮南則為橘,生于淮北則為枳’。我們需要借鑒國外政治文明有益成果,但絕不能放棄中國政治制度的根本。中國有九百六十多萬平方公里土地、五十六個民族,我們能照誰的模式辦?誰又能指手畫腳告訴我們該怎么辦?對豐富多彩的世界,我們應該秉持兼容并蓄的態度,虛心學習他人的好東西,在獨立自主的立場上把他人的好東西加以消化吸收,化成我們自己的好東西,但決不能囫圇吞棗、決不能邯鄲學步。照抄照搬他國的政治制度行不通,會水土不服,會畫虎不成反類犬,甚至會把國家前途命運葬送掉。只有扎根本國土壤、汲取充沛養分的制度,才最可靠、也最管用。”“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一個國家選擇什么樣的治理體系,是由這個國家的歷史傳承、文化傳統、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決定的,是由這個國家的人民決定的。我國今天的國家治理體系,是在我國歷史傳承、文化傳統、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上長期發展、漸進改進、內生性演化的結果。我國國家治理體系需要改進和完善,但怎么改、怎么完善,我們要有主張、有定力。”

第三,評判一個國家政治制度的優劣不可能脫離特定的社會政治條件而歸于一尊。他說:“在政治制度上,看到別的國家有而我們沒有就簡單認為有欠缺,要搬過來;或者,看到我們有而別的國家沒有就簡單認為是多余的,要去除掉。這兩種觀點都是簡單化的、片面的,因而都是不正確的。”

第四,我國的實踐證明,治理好一個國家并不只有西方制度一種模式。他說:“我們用事實宣告了‘歷史終結論’的破產,宣告了各國最終都要以西方制度模式為歸宿的單線式歷史觀的破產。”

第五,把西方政治制度當成范本是西方挑動別國動亂的慣用伎倆。他說:“西方國家策劃‘顏色革命’,往往從所針對的國家的政治制度特別是政黨制度開始發難,大造輿論,大肆渲染,把不同于他們的政治制度和政黨制度打入另類,煽動民眾搞街頭政治。”但是,“搞了西方的那套東西就更自由、更民主、更穩定了嗎?一些發展中國家照搬西方政治制度和政黨制度模式,結果如何呢?很多國家陷入政治動蕩、社會動亂,人民流離失所。活生生的例子就在眼前。‘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我們頭腦一定要清醒、一定要堅定”。“在政治制度模式上,我們就是要咬定青山不放松、任爾東西南北風。”

為什么對宣揚“普世價值”的言論不能默不作聲,必須及時反駁呢?習近平總書記分析道,這是因為宣傳思想戰線的同志,首先,要有政權意識和陣地意識。他說:“意識形態關乎旗幟、關乎道路、關乎國家政治安全。”“宣傳思想陣地,我們不去占領,人家就會去占領。”其次,要有敵情觀念。他說:各種敵對勢力要顛覆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選中的一個突破口就是意識形態領域,企圖把人們思想搞亂,然后渾水摸魚、亂中取勝。新形勢下,意識形態領域斗爭復雜尖銳。歷史和現實都警示我們,思想輿論陣地一旦被突破,其他防線就很難守得住。在意識形態領域斗爭上,我們沒有任何妥協、退讓的余地,必須取得全勝”。再次,要有責任意識。他說:現在,一方面“境外敵對勢力加大滲透和西化力度,境內一些組織和個人不斷變換手法,制造思想混亂,與我爭奪人心”;另一方面,“一些單位和黨政干部政治敏感性、責任感不強,在重大意識形態問題上含含糊糊、遮遮掩掩,助長了錯誤思潮的擴散”。他強調:“各級黨委和宣傳思想部門、組織部門、教育部門要加強領導和管理,黨報黨刊黨網、黨政干部院校、大專院校要強化政治意識、責任意識,在重大問題上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絕不允許與中央唱反調,絕不允許吃共產黨的飯、砸共產黨的鍋。” “宣傳思想戰線的同志要當戰士、不當紳士,不做‘騎墻派’和‘看風派’,不能搞愛惜羽毛那一套。宣傳思想戰線的同志要履行好自己的神圣職責和光榮使命,以戰斗的姿態、戰士的擔當,積極投身宣傳思想領域斗爭一線。”他還要求,對政治性、原則性、導向性問題不僅必須旗幟鮮明、敢抓敢管,對出現偏差和錯誤的不僅要嚴肅批評、嚴肅處理,而且“對發出正義聲音而受到圍攻的媒體和新聞輿論工作者要堅決力挺”。

在闡述對于宣揚“普世價值”的言論必須及時反駁的道理時,習近平總書記特別提到重視互聯網上斗爭的問題。他說:“互聯網已經成為輿論斗爭的主戰場。有同志講,互聯網是我們面臨的‘最大變量’,搞不好會成為我們的‘心頭之患’。西方反華勢力一直妄圖利用互聯網‘扳倒中國’,多年前有西方政要就聲稱‘有了互聯網,對付中國就有了辦法’,‘社會主義國家投入西方懷抱,將從互聯網開始’。從美國的‘棱鏡’、‘X—關鍵得分’等監控計劃看,他們的互聯網活動能量和規模遠遠超出了世人想象。在互聯網這個戰場上,我們能否頂得住、打得贏,直接關系我國意識形態安全和政權安全。”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當今世界,意識形態領域看不見硝煙的戰爭無處不在,政治領域沒有槍炮的較量一直未停。”他還在2015年指出:“今后五年,可能是我國發展面臨的各方面風險不斷積累甚至集中顯露的時期。我們面臨的重大風險,既包括國內的經濟、政治、意識形態、社會風險以及來自自然界的風險,也包括國際經濟、政治、軍事風險等。如果發生重大風險又扛不住,國家安全就可能面臨重大威脅,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程就可能被迫中斷。我們必須把防風險擺在突出位置,‘圖之于未萌,慮之于未有’,力爭不出現重大風險或在出現重大風險時扛得住、過得去。”國內國際形勢的新變化,既充分證明了當年黨中央的風險預判,也充分顯示了黨中央的抗風險能力。

從以上事實可以清楚地看出,新時代對于改革開放的自主性的強調,對于西方“憲政”“普世價值”一類思潮的批判,比起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鮮明。這無疑也是新時代對于改革開放航向的校準。

六、關于改革開放中的黨風和社會風氣

黨風和社會風氣問題,在改革開放前也存在,但改革開放后較之那時確有許多不同表現。比如,在黨風中,有的搞權錢交易,拉票賄選,買官賣官,甚至“明碼標價、批發官帽”,“一手交錢、一手交貨”;有的一個人辦好幾個身份證、好幾本護照、好幾本港澳通行證,把老婆孩子送到國外,自己當“裸官”,甚至自己也持有外國綠卡;一部分黨員干部中充斥關系學、厚黑學、官場術、潛規則等庸俗腐朽的政治文化;等等。在社會風氣中,一些人價值觀缺失,觀念中沒有善惡,行為缺少底線,什么假食品藥品也敢造,什么瘦肉精、孔雀石綠也敢用,什么傷天害理、違法亂紀的事也敢干;黃賭毒現象屢禁不止,黑社會性質組織此起彼伏;網上充斥虛假、詐騙、暴力、色情信息,甚至利用網絡制造謠言、教唆犯罪、歪曲歷史、污蔑烈士;一些文藝工作者甘當市場奴隸,急于把作品兌換成人民幣,把作品當作追逐利益的“搖錢樹”、感官刺激的“搖頭丸”,搜奇獵艷,一味媚俗,以丑為美。所有這些雖然不是改革開放本身的問題,但確實是在市場經濟和對外開放環境下出現的,是一些人把市場規律無限擴大的結果。對此,黨中央從一開始就提醒全黨要兩個文明一起抓、兩手都要硬,絕不能讓商品經濟的原則滲透到黨內來,并且出臺了許多相關規章、制度、法律,進行了多次整黨整風教育活動和打擊經濟犯罪及黑惡勢力的斗爭。但問題一直沒有得到根本解決,有的還愈演愈烈。進入新時代,黨中央在這些方面加大了整治力度,取得了顯著成效,在一定意義上也體現出對改革開放航向的校準。

早在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就說過:“對外開放,資本主義那一套腐朽的東西就會鉆進來的;對內搞活經濟,活到什么程度,也是有問題的……必須同時還有另外一手,這就是打擊經濟犯罪活動。”“在整個改革開放過程中都要反對腐敗……只要我們的生產力發展,保持一定的經濟增長速度,堅持兩手抓,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就可以搞上去。”后來,經濟雖然保持了較高增長速度,但黨風、社會風氣中的問題沒有得到相應解決,有些反而更加嚴重。對其原因,習近平總書記從兩方面作了分析。他認為,在客觀上,改革“不注意配套和銜接,不注意時序和步驟,也容易產生體制機制上的縫隙和漏洞,為一些人提供尋租、搞腐敗的機會。”“這些現象,改革開放以來我們是見識過的,一些人就是利用新舊制度轉換的落差和時差來牟取私利、中飽私囊的。價格雙軌制,肥了多少人?國有企業改制,又肥了多少人?”從主觀上看,他認為,“一個重要原因是講‘認真’不夠”,“執行紀律失之于寬、失之于松、失之于軟”,“有的領導干部不敢抓不敢管,抱著‘鴕鳥心態’,唯恐得罪人、丟選票”。他批評有的宣傳干部不敢理直氣壯地講黨管媒體,說什么“現在是‘資本為王’的‘資本媒體’、‘商業媒體’時代,是‘人人都有麥克風’的自媒體時代,再提堅持黨管媒體沒有意義”,因此沒有能牢牢“掌握價值觀念領域的主動權、主導權、話語權”。

針對黨風方面的問題,黨中央自十八大后突出強調了治國必先治黨、治黨必須從嚴,出臺了“中央八項規定”,懲治了一批嚴重貪腐、觸犯法律的高級干部,開展了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和“三嚴三實”專題教育、“兩學一做”學習教育等活動,強化了黨的組織紀律、巡視監督,集中清理了裸官、檔案造假等問題。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這些措施“總的來講,都是圍繞著解決管黨治黨、執行紀律失之于寬、失之于松、失之于軟這樣的問題”。他提出,從嚴治黨,必須從嚴明紀律做起,“嚴明黨的紀律,首要的就是嚴明政治紀律”;從嚴治黨,要“從中央政治局抓起”,“關鍵是要抓住領導干部這個‘關鍵少數’”,“關鍵是從嚴治吏”;要“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堅持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執行制度沒有例外”;要“堅持‘老虎’、‘蒼蠅’一起打,既堅決查處領導干部違紀違法案件,又切實解決發生在群眾身邊的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從嚴治黨,最根本的就是要使全黨各級組織和全體黨員、干部都按照黨內政治生活準則和黨的各項規定辦事”。針對一些人關于對黨員、干部要求是否過嚴的質疑,他指出:“現在的主要傾向不是嚴了,而是失之于寬、失之于軟,不存在嚴過頭的問題。”

對于社會風氣方面的問題,黨中央根據問題的不同性質,也提出了一系列有破有立的應對措施。例如,對于社會治理層面的問題,開展了專項斗爭。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對黃賭毒現象、黑社會性質犯罪等,露頭就要打,不能讓它們形成氣候。對危害食品藥品安全、環境污染等重點問題……要強化治理和管理。”要“嚴把從農田到餐桌、從實驗室到醫院的每一道防線,著力防范系統性、區域性風險”。他特別要求一定要管好互聯網,說“既要尊重網民交流思想、表達意愿的權利,也要依法構建良好網絡秩序”。對于精神層面的問題,黨中央提出要大力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和核心價值觀,加快構建充分反映中國特色、民族特性、時代特征的價值體系,努力搶占價值體系的制高點。習近平總書記說:“要認真汲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思想精華和道德精髓,大力弘揚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要“大力加強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個人品德建設,營造全社會崇德向善的濃厚氛圍”。

對于文藝作品在引領社會風氣、建設精神文明中的作用,習近平總書記尤其重視。他說:“要通過文藝作品傳遞真善美,傳遞向上向善的價值觀,引導人們增強道德判斷力和道德榮譽感,向往和追求講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要把文藝隊伍建設擺在更加突出的重要位置……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還要處理好義利關系,認真嚴肅地考慮作品的社會效果,講品位,重藝德,為歷史存正氣,為世人弘美德,為自身留清名。”他指出,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文化產品不能完全不考慮經濟效益,“然而,同社會效益相比,經濟效益是第二位的,當兩個效益、兩種價值發生矛盾時,經濟效益要服從社會效益,市場價值要服從社會價值”。他就文化體制改革的問題強調,一定要“把握好意識形態屬性和產業屬性、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關系,始終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始終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無論改什么、怎么改,導向不能改,陣地不能丟”。

總之,新時代對改革開放航向的校準是全方位的,既包括政治,也包括經濟、文化、社會、生態;既包括內政,也包括外交、國防,上文中言及的六點只是其中的幾個方面。之所以能作出這些校準,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新時代較之前些年的改革開放有了更長時間的實踐,經驗積累得更豐富,問題暴露得也更充分;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點在于,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以對黨和人民高度負責、敢于擔當的精神,正確解決了對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相互關系的認識問題,從而為貫通總結新中國近70年的歷史經驗,為與改革開放的初心對表對標、發現偏差和不足,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條件。當然,在這些問題中,有的距離根本解決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有的則剛剛開始著手解決。但無論哪種情況,關鍵在于堅冰已經打破,航道已經開通,道路已經指明。只要我們沿著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引的航向繼續前進,一如既往地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的巨輪就一定能夠乘風破浪,勝利抵達光輝的彼岸。

 

參考文獻:

[1]《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

[2]《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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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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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習近平:《在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8321日。

[9]習近平:《在2018年春節團拜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8321日。

[10]習近平:《在中國科學院第十九次院士大會、中國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8529日。

文章來源:《馬克思主義研究》2018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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